谢邀。

我知道题主肯定是看朱元璋电视剧中，他有对握有兵权的大将，试着去杯酒释兵权。但是历史上却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可能并没有发生这回事。但是你既然这么问，我可以尝试回答一下。

宋太祖是什么人？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家里世代为官，也算地主出身吧。他的手下呢？像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他们一开始就是效忠于后周。常年混迹于官场，出身也比较高。朱元璋呢？一个放牛娃。他的手下基本上跟他差不多，特别是那些武将。他们这些人跟石守信他们比起来，出身低贱，又没有什么官场经验。常年饿惯了，好不容易熬到头了。不去跟朱元璋强皇帝就不错了，你还想让他们回家养老啊？石守信他们很明智，多年的官场经验告诉他们，如果不回家养老，面临的会是什么情况。说到底，就一样东西，长远的眼光。汤河最终幸存下来，就是因为这个。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为什么朱元璋不愿意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点：1、朱元璋自身的性格问题。2、明朝建立的特殊大环境。3、杯酒释兵权有着特有的弊端。

1.朱元璋的性格

无可否认朱元璋是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枭雄，贫苦出身的他深深了解底层劳动人民的需要，当社会逼迫他连一个和尚都做不成的时候，多年的流浪生活让他养成了坚毅果决的性格，也为他骨子里的残忍嗜杀埋下了伏笔。朱元璋加入起义军之后，对于派系斗争感到深深的厌恶，在无形之中坚定了他集权的决心。正至十三年，李善长的出现对于朱元璋来说无疑是天大的际遇，二人一见如故，李善长向朱元璋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为朱元璋今后的大业奠定了基础。就是这样一位重臣，最后的境遇也是着实凄惨。

这也就不难看出，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是踏着尸骨过来的，然而嗜杀成性的养成基本是个人性格的原因，朱元璋一路经历了太多坎坷，他的心理在一路的征伐中渐渐扭曲，从他对儿子的态度也可见一斑，朱元璋二儿子死前有劣迹，然而下葬之时朱元璋不仅不悲伤，还列举其十大罪状，命令其地下有知，定要痛改前非。此时的朱元璋在身居高位之后，已经开始养成了可怕的精神洁癖，他的王权地位是不容许别人染指的，所以当他将屠刀伸向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并且在“胡惟庸案”，“蓝玉案”一举株连几万人的举动也就不奇怪了。

2.建立的特殊大环境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明军攻占元朝首都大都，元顺帝北逃，中国进入明代统治。看似开始稳定发展的大明其实背后还有一些不安定因素。蒙古人虽然北逃，但是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怕给了蒙古人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卷土重来。明朝刚刚建立，国内也不安定。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面对于如此的内忧外患，老朱倘若真的给这些老将放假回家。那这大明朝靠谁打仗啊？朱元璋只有一个，他暂时还是不能放这些人回去的。

3.杯酒释兵权的弊端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奏效了，将领们都把权力 交出来了。而这些将领们也被许诺了一生的富贵。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因为之前战功赫赫， 威望太高，怕皇帝对自己痛下杀手。于是有很多人为了让皇帝放心。他们便故意做一些坏事来自污。赵匡胤想：既然已经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已经对我没有什么威胁了。一些小吵小闹总是难免的，由他们去吧。于是这些享受着富贵的人，更加猖狂了。

比如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但是太祖前脚刚对他判处流放的处理，后脚他就又被封为右监门帅府副帅。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 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威胁解除了，然而黑暗的祸根便从此埋下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同样的方法，用到不同的朝代不一定有效。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打天下需要之时，为虎作伥；而在得天下后，则难免为虎所伤。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自古也被传为美谈。

宋太祖赵匡胤像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上皇帝后，担心自己的部下也学习自己，搞一个黄袍乱穿。于是就在一次君臣对饮中，将心事坦白给了一起打天下的诸位武将弟兄。这一帮武将倒也不傻，立马意识到这是功高主疑，可谓生死存亡之秋。一帮人赶紧跪下磕头，涕泪俱下求皇上给指条生路。

于是赵匡胤拿出思考良久的对策：“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众人此时心里哪里还感想什么富贵，赶忙磕头如捣蒜，同意了这个办法。赵匡胤倒也够义气，真的没动这些武将，之后免其中央军职，结为儿女亲家，厚给金银，果然让其过上安稳的生活，直至终老。

杯酒释兵权

朱元璋大诛功臣的恶名，同样是尽人皆知。

朱元璋像

有言朱元璋这样做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套容易管控的中央权力。

也有言那些被诛杀之功臣确实有过错在先。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不可忽视。

还是回到题上，为什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能够成功，而朱元璋就不能这样做呢？

我认为主要是和两人的出身有关。

赵匡胤当皇帝前，官至殿前都点检，其父赵弘殷为后周护圣都指挥使，可谓武臣世家，战功显赫，众人敬服。并且赵匡胤黄袍加身当皇帝，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艰难曲折，众武将虽说拥立有功，但是赵匡胤的声威显赫，众将皆服。

因此赵匡胤可以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部下的威胁，然后利用其威望凝聚成新的中央权力体系。

而朱元璋呢，出身贫寒，当过和尚要过饭，能当皇帝果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历经坎坷，登上皇位后，依然是缺乏一些发自内心的自信。一起打天下的那些兄弟，同样是从微寒拼上去的，甚至很多出身比朱重八好很多的，君臣相见，忆及往事，感慨之余，是不是总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呢？这时候正好这些刀口舔血成长起来的将领到了和平时期经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蚀，给朱元璋大下痛手一个很好的借口。没有什么比杀人更能立威，也没有什么比消灭其肉身更能消除其威胁。

因此，本来有威信的人，当了皇帝，就不必去大杀功臣。如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如宋太祖赵匡胤。
本来就没什么威信的人，登上最高权位，才有可能会杀功臣以立威，进而巩固皇权。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

总之一句话，宁与君子对骂，勿与小人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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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想学赵匡胤一样唱一出“杯酒释兵权”？恐怕不然。

朱、赵两人当上皇帝的方式不一样，虽然朱元璋也和赵匡胤一样想要稳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但是，朱元璋却没必要像赵匡胤一样将事情弄得这么复杂。

赵匡胤得位颇为不正，又是武将所拥立，所以心中对于武将的抵触和提防高于朱元璋。

赵匡胤原是后周将领，很受后周世宗柴荣的信任，柴荣在病重之时还特地任命他为殿前都点检以掌控殿前禁军，说白了便是为了让他将来能够好好地保护好柴荣的儿子柴宗训，让柴宗训能够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柴荣死了之后没过多久，后周群臣听说契丹和北汉要联合南下打后周，吓得慌里慌张地调遣赵匡胤率军北上抵御契丹和北汉。

但是，赵匡胤还没走几步，这才走到陈桥驿，“黄袍加身”的戏码便上演了，这也难怪会有人说契丹和北汉南下攻周之事是赵匡胤一系故意放出的风声了。

当然，武将篡位在当时绝算不上什么稀罕的新鲜事，说是“家常便饭”也不为过，郭威不也是仗着手中的兵权夺了后汉的江山？

也正是因为武将篡位太过于家常便饭了，这才让赵匡胤在当了皇帝之后如坐针毡，他赵匡胤能够夺走柴宗训的江山，谁能保证将来不会有人夺走他赵家的江山？武将们能够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当然也能拥戴别人。

所以，赵匡胤在当上皇帝之后，最想的便是如何避免武将篡位，将武将锁入牢笼之中，让他们没有能力造反。

宋朝的禁军是中央军，也是支撑赵家打下江山的精锐之师，所以赵匡胤想要防止武将篡位，只要收了禁军将领的兵权便可，但是说到底当时赵匡胤的位置坐得还不够稳，所以不能采取太冒进的方式，这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那么，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第一步是威逼，吓唬吓唬禁军将领。

他在不经意间请禁军将领们喝酒，然后趁着酒意说，我有点怕坐不稳皇位呀，我真怕你们的手下将来也学曾经的你们一样给你们来一出“黄袍加身”，到时候你们不想造反也不得不造反了。

这话说得很直白，我老赵怕你们会造反，你们知道怎么办了吧？

将领们听完老赵的话，果然吓得后背发凉，这时候他们敢说个不字的话，弄不好老赵埋伏着的人便得冲出来将他们给宰了，所以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听话，说让老赵给他们指一条明路让他们走走。

老赵心中一笑，这事成了！所以，他走出来第二步，打了一棒，当然也得给他们一点好处不是？

于是，老赵接着说了，你们把兵权交出来，我给你们地给你们钱，给你们房产给你们美人，让你们好好享受生活！

这话说的更直白，我只要你们手中的兵权，荣华富贵给你们。

当时老赵虽说皇位坐的还不够稳，但是禁军多数已经掌控在了他的手中，禁军将领想在他的眼皮底下搞事的话，恐怕也没什么成功的几率，所以乖乖同意了老赵的提议，接受了老赵给的方案。

朱元璋则和赵匡胤不同，他是凭实力坐上的皇位，不是什么“黄袍加身”，而是没人能够阻挡的势所使然。

赵匡胤的起点高于朱元璋，这么说吧，老赵造反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从小柴的手上抢走皇位，可是，朱元璋造反却是为了能够在乱世之中争一口饭吃，也是为了争一个活命的机会，他投军之时可从没想过自己最后能够成为皇帝。

这也就意味着老朱当上皇帝是一步一步地爬上去的，一拳一拳地打上去的，他的皇位没有赵匡胤的那么“便宜”。

也正是因为老朱家的江山是老朱自己一拳一拳地打出来的，所以他在军中的威望可以说无人能及，也可以说他绝对地掌控着兵权，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当皇帝是势所使然，没有人能够阻挡。

这一点，赵匡胤显然远远不如朱元璋，老赵黄袍加身的时候，他彻底掌控了禁军了吗？显然没有，如果没有和别的禁军将领达成默契的话，凭他当时的威望，他自己绝没有办法完成兵变，这等于是说老赵的皇位是将领们一起送给他的，不是他凭自己的实力抢过来的。

所以，老朱拥有老赵所没有的绝对的权威。

朱元璋拥有了绝对的权威之后，他想要巩固朱家的江山，自然便用不着像赵匡胤一样这么投鼠忌器，也不用像赵匡胤一样这么急迫。

是的，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看上去确实很温和，但实际上却是他无奈之下的结果，如果换成是朱明在赵宋之前，应该说是老赵想学老朱却学不了，因为老赵没有老朱的实力，所以他只能选择温和的方式。

如果老朱真想用老赵的“杯酒释兵权”这一招的话，完全不用像老赵一样这么小心翼翼地试探，也不用像野史中的“火烧庆功楼”一样这么极端，他只要说一说赵匡胤的名字，便能够轻而易举地成功。

但是，他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拥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去威胁到他，他没有赵匡胤的危机感，所以也没必要像赵匡胤一样这么急迫。

老朱想要巩固自己的江山，想要学赵匡胤一样消除武将仗着兵权篡位的危机，他完完全全可以慢慢来，选择在最合适的时机用最稳妥、最果断、最彻底的方式解决。

如胡惟庸一案，老朱砍了无数人的脑袋，包括不少的开国功臣，还趁势废除了丞相制度。

再如蓝玉一案，老朱仍然趁机砍了一批人的脑袋，仍然包括一些开国将领。

所以，朱元璋完全没必要学赵匡胤的什么“杯酒释兵权”，他自己的办法对巩固朱家的皇权更直接更彻底，当然也更有效。

反倒是赵匡胤想学朱元璋，但是赵匡胤当时的威望和实力注定了他学不了、也用不了朱元璋这一手。

感谢邀请。准确地说朱元璋并没有尝试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来解除麾下将帅的兵权，当然也无所谓成不成功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朱元璋比较刻薄寡恩，他大肆诛杀功臣，从不手软，很没人情味。相对而言，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善待功臣，显得更厚道一点。

但是，我们分析历史人物，不能简单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中考量。对于“杯酒释兵权”清朝乾隆皇帝曾有过一段批语：“读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释兵权’为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见也。守信数人若果不可制，岂数言委曲规讽所能罢其典兵者？彼时宋主英勇固出数人之上，操纵由己，消患未然。守信诸人方承命不暇，又何敢有异议乎……”乾隆这个人颇自负，但他对“杯酒释兵权”一事的评价倒确实是有道理的。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依靠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发动陈桥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创建宋朝，这其实是一次军事政变性质的夺权。当时，周世宗柴荣去世不久，后周是符太后及小皇帝柴宗训当朝，根本无法掌控朝局。因此，赵匡胤的政变得以轻而易举成功，其中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流血冲突。既然没有激烈的军事斗争，武将也就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在军队中，一个将领的权威是要考实战打磨中建立的，在军队中培植个人势力也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显然，赵匡胤麾下的众将都没有这个条件。如乾隆所说，至少在“杯酒释兵权”之前，赵匡胤完全可以驾驭众将。

可是，朱元璋和赵匡胤的情况大不相同，朱元璋和众将一路拼杀，几番血战才得来江山。在残酷的斗争中，他依靠的就是徐达、李文忠、冯胜等一大帮军事将领。显然，将领帮朱元璋赢得了天下，自然也为自己赢得了盖世功名。可是，挟震主之威、立不赏之功从来都是封建臣子的最大危险。从君主角度看，这些能征善战之人，岂是一杯酒可以消除威胁的？臣子有没有反心并不重要，有没有能力谋反才是最主要的。

有鉴于此，赵匡胤在宋朝建立初就解除了几个主要将领的兵权，在此后统一全国的征程中，启用的都是资历较浅的将领，且经常轮换，如果一直依仗少数几个将领，恐怕也难免祸生肘腋。

当然，是否采取“杯酒释兵权”，除了客观条件，也不能绝对排除个人因素的影响。赵匡胤出生于官吏家庭，家境相对不错，受过较好教育，做事不会太偏激。朱元璋出身底层，受尽压迫，从尝尽人间冷暖，还曾数次遇到武将背叛的情况，这种经历可能让他更有猜忌心，处事手段更刚烈。

二人同样是“释”兵权但目的和自身实力不同，当然反应也就不同。

（1）弱势的宋太祖，他想强也不敢

宋太祖之所以要“杯酒释兵权”，一者希望“皇权控制兵权”，二者宋太祖并不能“控制军队”他只是“军队势力中最大的一方”。

正如我在“周世宗对赵匡胤有知遇之恩，赵匡胤为什么还谋反”问答中说的：唐末五代“无父无君”的时代，赵匡胤采用强势“释兵权”也未必不会步刘承祐后尘。赵匡胤只是最大的军头儿，但不是唯一的军头。

相反朱元璋严密控制军队，朱元璋的队伍里他是唯一的军头儿！

（2）宋太祖以“让军人贪污为代价”换取军人的忠心，而这对宋朝的军人战斗力影响太大了

在“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中，赵匡胤说过类似的话，即：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

很明显，朱元璋是希望军头们去贪腐、去搞“盈利性业务”、去搞“权色交易”，希望用“金钱腐蚀掉军人们的企图心”。宋太祖也做到了。

石守信是赵匡胤主要关注对象，在“杯酒释兵权”之前，他对军事较为仁慈，对钱财看得也比较淡，对赵匡胤也是忠心耿耿。“杯酒释兵权”后，石守信变了模样，石守信在内的曾经很“正”的军人在做节度使过程中，都非常“贪腐”。

史料中说他“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

对此，赵匡胤毫不在意。

（3）朱元璋则以强势势力，要求“军人必须匍匐在皇权之下”。宋太祖对军人说“兄弟们，只要不造反，金钱美女随你们的便”，明太祖对军人说“天下是老子和我们朱家的，现在国家很穷，你们都先忍着吧。未来如何，看着办吧”

宋太祖的势力是依靠“官场秩序”凭借“战功”得来的，但这种势力更多的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明太祖的势力则是从死人堆里，在不断地背叛中利用刀剑和人头杀出来的，这种势力的崛起其实不需要“平衡”的艺术，只需要刀剑说话。

也许，有人说宋太祖和明太祖出身不同，所以导致了二人采用方式的不同。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他们所经历的环境不同所致。宋太祖升官速度很快，靠柴荣提拔。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但在农民起义中，朱元璋所经历的则未必是明主，更多的是比他差很多的农民起义领袖。

大家都是政客，那就用政客的玩法儿；

大家都是刀客，那就只能刀法比试了。

之所以大家觉得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成功其实源自于北宋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塑造。

简单说，就是当真宗、仁宗朝，北宋政治局面彻底稳定下来后，宋朝士大夫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大宋可以避免五代的命运，为什么我们宋朝这么幸运？肯定是我们的皇帝相比五代的皇帝做对了什么事情。

然后真、仁两朝的士大夫开始总结宋朝有那些优点，相比五代做对了哪些事情，慢慢总结出了宋朝优于五代的一些特点，比如注重制度办事讲程序，皇帝避免非刑杀人、政治风气比较宽仁等等。

但是这样的话，北宋是大夫们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总结的我大宋这些优势肯定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些优势肯定是有延续性的，肯定是从太祖太宗皇帝时就延续下来的。

于是北宋士大夫带着“哪些事情其实是太祖太宗已经做过了”这个意识开始往前追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是大夫们不断重新赋予一些当时看起来平常的历史事件以新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最初是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曾在其《王文正公笔录》里记载的，之后宋神宗时期的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也记载了“杯酒释兵权”。

但是王曾的记载类似于“太祖某年某月请石守信等人喝酒，之后让他们去地方担任节度使”。很干瘪，不像是故事，像是摘抄了一则新闻。

而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细节就丰富许多，太祖神情如何，石守信如何下跪，又如何感激涕零，太祖又如何和大家把酒尽欢。

而更后面的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在谈到“杯酒释兵权”时则抱怨：“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

所谓《正史》、《实录》不是指的《宋史》，那要等元朝人来修，指的是宋太祖、宋真宗时期编纂成书的《太祖实录》。从李焘抱怨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宋朝人是怎么不断赋予历史事件新意义的。

太宗、真宗朝：这就是一件平常事。

神宗、哲宗朝：哇，这件事太祖皇帝做的好厉害。

南宋：我去，太祖当年居然做了这么英明神武的的事情，果然我祖宗家法万世不易，我们现在想到的，祖宗一百多年前就做到了。

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和近代的“秋收起义”评价不断增高差不多。

最开始“秋收起义”只是大革命失败后无数起义中的一个，当时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家回过头总结，原来“秋收起义”里的“三湾改编”确立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可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1949年以后，那就更不得了，“三湾改编”奠定了我军重要指挥原则，是我们获得最后胜利的核心基石。

以上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作为一件历史事件评价的变化，下面说说为什么“杯酒释兵权”其实没那么重要。

从安史之乱后大家都知道，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各个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强兵悍将，但是到了唐末，就和春秋到了战国一样，天下强藩越来越少，只剩下朱温的宣武军和李克用沙陀兵、以及河北魏博镇等少数几个藩镇军力可以称得上强悍。

而到了后梁与后唐争霸过程中，所谓天下强藩也就只剩下宣武军和晋阳兵以及魏博军，这里面魏博镇军队实力最弱，偏偏还最能闹事，第二次闹事直接导致李存勖被杀；所以遭到削弱也最厉害，唐庄宗继位后找了一个借口对这些魏博牙军及其家属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据载有三万家被屠，“永济渠为之变赤”。

遭此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后，魏博军从此销声匿迹，而之前后梁被灭宣告宣武军覆灭，到了后唐，真正可以威胁中央的藩镇只剩下晋阳了。

但是经过后唐、后晋、后汉三朝，以晋阳为主的并州武士大量进入禁军系统，晋阳作为藩镇力量已经被削弱很多，郭威和赵匡胤实际都是依靠禁军力量夺取天下的。因此，而且后周与北宋持续在削弱藩镇军力和财力，因此，到了赵匡胤称帝时，各地藩镇其实已经不能威胁中央政府了。

只看郭威称帝后，晋阳刘崇以及赵匡胤称帝后李重进都未能真正威胁到两人的帝位也可以看出藩镇军事实力的下降。这和当年魏博银枪孝节都能直接决定梁唐争霸的胜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了，石守信这些人都是禁军将领，赵匡胤把这些禁军将领下放到地方，难道不算“杯酒释兵权”吗？

如果依照五代惯例，还真不算“杯酒释兵权”。

虽然五代各个藩镇军力有所削弱，但是财政、人事权还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从后唐开始，禁军宿将到地方担任节度使这并不是贬斥，而属于“福利”。后唐庄宗曾经鼓励一个将领，让他好好打仗，赢了后让他做去节度使，从这也可以看出，对于禁军将领来说，节度使是一种福利。

而对于皇帝本人来说，让禁军中这些暮气宿将下放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来，可以让禁军愿意打，能打的中青年将领出头；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信任的这些将领下放到地方起到稳定统治的作用。

所以，对于石守信这些赵匡胤禁军老兄弟来说，去担任节度使不但不是“贬”，还是赵匡胤论功行赏的那个“赏”。

综上所述，赵匡胤其实并没有搞什么大新闻，也没有发明什么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就是按照惯例来做而已，然而就是这种“按照惯例做“的方式让宋太祖与五代其他帝王区别开来，想想，后汉隐帝是怎么处理郭威的？他是派人直接去暗杀郭威；柴荣是怎么对待张永德的？直接解除了张永德兵权。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问题本身就能发现，宋太祖难能可贵在于他用一种尊重规则，不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处理了禁军石守信等将领问题，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可是朱元璋并不是这样，事实上相比北宋初期节度使兵权、财权还相对独立，明初情况要好得多，明初军队都是卫所兵，并不是哪位将领的私兵，而明初将领也不像北宋初年那些节度使有地盘，明初将领打完仗只能老实回朝。

所以其实明朝初年完全不存在“杯酒释兵权”的问题，因为兵权都在皇帝手里掌握着，朱元璋之所以要杀那些将领和他们是不是武将没有关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勋贵，李善长难道是武将吗？朱元璋只是单纯的先铲除老勋贵，而后消灭新勋贵罢了。

这个题目其实问的有一点问题。

从皇帝掌握兵权的角度，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功了，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明太祖朱元璋制度控兵权更为成功，确保了皇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但是，从处理建国功臣方面，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对待功臣的宽和典范，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敢于下手，多有杀戮。

掌握兵权和对待功臣，虽然有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

至于手下的将军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不是主要问题。在建国创制方面，皇帝和文臣更有话语权。

宋太祖、明太祖建国后面临的形势和他们的各自选择

开国皇帝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体制。

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军队是君主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武力基础。因此，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不把加强对军队的建设、管理和控制列为优先级的课题，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从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启幕到北宋重归统一落幕的七八百年间，有过西晋的短暂统一，有过隋朝的一时辉煌，也有过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强盛的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封建帝国。但其间，分裂割据、军阀混战、异族乱华却是主基调。以“董卓之乱”为标志，从东汉未年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分裂割据局面长达四百年；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藩镇割据贯穿了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

在军阀混战、分裂割据的局势下，政权频繁更替，强藩拥兵自重，异族不时崛起，兵连祸结，战乱不已，给中华大地和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上述历史悲剧的反复出现，或与国家统治者的乖谬错误有关，或与国家行政体制的更张失当相联，或与军事管理和兵役制度的演革变化互为因果。追本溯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削弱或失去了对军队和地方势力的驾驭能力和有效控制，形成了“弱干强枝”和“尾大不掉”之势。

因此，内防藩镇割据，外防异族乱华，这是宋明这两个汉族王朝在开国之初就需要同样面对的问题。

以史为鉴，结合实际，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做出了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其结果是不同的国势——从军事上，宋弱而明强。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功了，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宋太祖赵匡胤是以“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的手段，以逼迫后周恭帝禅位的方式当上皇帝的，其后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逐步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相比大多数开国皇帝而言，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权基础，是比较弱势的。

以史为鉴，特别是近在眼前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历史教训，北宋君臣感同身受。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作出的选择是：文武制衡，巩固皇权。实质上是崇文抑武，一方面“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拔擢士人；一方面“杯酒释兵权”，汰抑武将。

这才有了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的那一出宫廷晚晏上的“杯酒释兵权”戏剧。

酒酣之时，太祖戏精上身，屏左右说道：

“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

经过一番对答加许愿之后，石守信等军中将领“遂皆称疾请罢”，宋太祖实现释兵权目的。

被文人士大夫视为宽和典范的“杯酒释兵权”于是顺利落幕，代价是文武失衡，武将腐败。

那一杯酒，甘苦自知。

“杯酒释兵权”看似成功，实则失败。

诸将失去了权势，朝堂失去了平衡，帝系失去了机会。

这才有了“烛影斧声”，掌控了实权的晋王赵光义得以继位。

这才有了“弱宋”之称，武将集团腐败软弱，文官集团以文御武。

这才有了“靖康之耻”和“崖山之战”，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始终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

当然，北宋君臣的军制建设不是简单一杯酒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宋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军是军队的主力。赵匡胤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和军队的控制：

一是弱化节度使实权。解除原来的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

二是分化禁军统领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

三是实行建置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政策。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这也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四是集中军权于皇帝。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朝廷设立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军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和枢密院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样，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最终都集中于皇帝。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武，深知武力的重要性，说是“崇文抑武”，实则是更为重视武将（因此汰抑武将），而轻视文臣（因此拔擢士人）。可惜的是，一旦文武失衡，局势将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变。宋太祖的这些举措，虽然解除了武人拥兵割据、以武废立的危机，却也造就了有宋一代“积弱”的国势，冗兵严重，边患无穷，更是给有宋一代埋下饱受耻辱的伏笔。

明太祖朱元璋制度控兵权更为成功，确保了皇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明太祖朱元璋是以武功定天下，真正实现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目标。正因如此，朱元璋才被认为得国最正，无愧为 “奉天承运皇帝”。相比宋太祖，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权基础，是比较强势的。

以史为鉴，朱元璋除了要吸取分裂割据的历史教训，还要警惕蒙元入侵的惨痛悲剧。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藩镇割据、异族乱华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作出的选择是：制度优先，强化皇权。

朱元璋可以说是秦始皇之后的“制度狂魔”第一人。他为了他的大明王朝和子孙后代想尽了办法，希望在制度的方方面面制订出理想的方案。朱元璋以一介“淮右布衣”，却一心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实为帝王中的异数。朱元璋以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为根本，同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谋求建立一个以民为本、儒家治国、家天下的封建君主专制“理想国”。他制定了与此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政治架构和社会制度。由于加入了许多“私货”（家天下的需要），且过于追求完美和理想化，大明王朝的制度趋于保守、封闭、僵化。比如，户籍制度、卫所制度、财政制度、宗藩制度等。殊不知，所谓完美的制度从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只有开放的、与时俱进的、能够自我优化的制度才是真正可以传世的制度。

朱元璋从制度上、治理上对藩镇、后戚、宦官、贪腐祸国严防死守，采取了史上最严酷的措施。他是真正爱民的皇帝，他对贪官零容忍，他严禁宦官后宫干政。但是，这四个目标仅仅实现了一半：有明一代，藩镇、后戚为祸基本消除，但宦官之祸、贪腐之害却最为酷烈（早年对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的有关论述印象深刻）。还有一点他足可欣慰，有明一代的皇后、皇太后，几乎从不干政，且多以贤良著称，这大约可以归功于他制定且始终得到坚持的选妃选后制度。

同样是掌握军权，明太祖朱元璋的选择比宋太祖赵匡胤更为实在和强势。经过了宋元两代的巨变，特别是南宋为异族所灭的惨痛教训，在政治上异常强势的朱元璋自然不会采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弱鸡之策。

大明帝国肇建伊始，即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度。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明史》卷128《刘基传》

明朝军制的概要和演变，在《明史·兵志》之序中有充分体现：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文皇北迁，一遵太祖之制，然内臣观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而遂有土木之难。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宪、孝、武、世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占役。驯至末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矣。今取其一代规制之详，及有关于军政者，著于篇。——《明史》卷89《兵志》

关于卫所制度的大纲，《明史·兵志》记载：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僣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明史》卷90《兵志》

卫所制度可以概括出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 卫所平时分散屯驻，兵将分离，将不专兵，兵不私将。

第二， 将军队的管理队和指挥权一分为二，分属兵部和都督府，使之“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交错然”。

第三， 世军制度使卫所军兵源稳定，成分单一，有利于政府对士兵的控制和管理。

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及其控驭管理机制，在明朝初期有着明显的优势和效果。大明建国后，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由兵部和都督府分掌军政、军令，互相监督，互为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和朝廷之手，确保皇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达到“权皆出自朝廷”的目的。这种军事制度的有效性，在朱元璋杀戮功臣宿将时得到了验证，在大屠杀面前，诸“元功宿将”束手无策，无一兴兵作乱之举。

当然，明朝的军事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期、中期、后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发展变化因应了军事形势的客观现实，实现了从卫所制度到镇戍制度的嬗变，从世军兵役制度到募兵制度的过渡以及监军制度的建立。

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实只能算阶段性的成功，从长远来看是不成功的。朱元璋并没有真正想过照搬“杯酒释兵权”，所以并不存在成不成功之说，朱元璋为加强集权采取的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方法。

杯酒释兵权对朱元璋来说是教训而不是经验

封建朝代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会借鉴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这点不仅体现在赵匡胤为防止武将作乱而实施的杯酒释兵权，清代规定亲王不得随意离开京城等例子也都是借鉴前朝的经验教训。

对于朱元璋来说他首先要借鉴的的自然是元、宋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而宋代杯酒释兵权后的重文抑武政策显然是不成功的，所以杯酒释兵权对朱元璋来说并不是值得学习的好经验，而是需要避免的教训。

杯酒释兵权虽然能实现废除武将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是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也是惨重的，宋朝的教训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朱元璋根本就没想照搬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更谈不上有没有成功。不过朱元璋虽然没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夺回武将手中的权力，但是他却采取了另一种更为高明的做法。

通过分化兵权来加强集权

朱元璋是通过分化兵权来加强集权的。

朱元璋先是将职权很重的大都督府分化为五军都督府，然后又将兵权交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分管。这样一来，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实际上就处于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导兵权自然就更加牢固的掌握在朱元璋手中。

至于朱元璋后期大杀功臣武将，倒不是因为分化兵权以加强集权的做法不好，而是因为朱元璋对朱标和朱允炆这两位仁慈的子孙没有信心，担心他们掌控不住群臣，所以朱元璋自己动手给他们扫清威胁。

可见，朱元璋虽然没有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消除武将的兵权，但是他以分化兵权来实现加强集权的做法既保留了能征善战的武将，又不会让兵权旁落到武将手里，这比起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显然是更高明的。

赵王胤是军人出身，手下大将是出生入死的战友。赵匡胤身上的皇袍是哥们披上的，人是懂得感恩的。当皇权和哥们感情之间出现分歧的时侯，杯酒释兵权是最好的选择。赵普靠半部巛论语》定天下，此计大妙也。即收回地方节度使兵权，又不伤哥们夷感情。君臣无猜共度余生。朱元璋手下分江浙集团和淮右集团。各集团根深蒂固，盘枝错节很难憾动。丞相胡惟庸势力庞大己危胁皇权，不从根上铲除，大明江山不稳。大江军兰玉因功自傲，已成尾大不掉局面，治乱事需用重典，把兰玉剥皮实草，昭囧戒，以示后人耳。这两个案子牵扯数万人。这就象权杖上的刺儿，只有用刀刮利平了才能更好掌控。所以，时代和环境不同，维护皇权的手段也不相同。

两位太祖皇帝虽然整顿武将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庇护自己的江山永固，以缔造一个万世不灭的江山。

但是他们两个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事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美谈，是因为他没有向其他的帝王一样对着功臣挥起罪恶的屠刀，而是采用了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成功的将各地大将的兵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对各地守将的控制，也在无形之中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

但是，宋太祖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

宋太祖在建立大宋王朝的时候，唐朝的藩镇之祸已经蔓延了数百年之久，这种根深蒂固的藩镇之祸可以说是毒瘤。而赵匡胤能够上台正式因为有了一个个的藩镇将领的拥戴，自己才有了机会上台。

数百年的藩镇之祸有多屠戮一个王朝，不仅仅是赵匡胤心知肚明，拥戴他的那些将领更是感同身受。他们曾经同为将领，自己能够感知藩镇将领对于王朝的影响。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让他们交出兵权安然脱身，安度晚年，此时的他们自然懂得知难而退。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在元朝末年的乱世之中愤然崛起的一匹黑马，他的出生和宋太祖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赤贫出身，手底下的兄弟更是知根知底的兄弟。

朱元璋所处的阶级也决定了他作为帝王的立场。

所以“疑人之心”是朱元璋最为明显的性格特征，他从来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即便他能够效仿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可是对于朱元璋而言，曾经的自己一无所有不也有了一统江山了吗？

那些被他接触兵权的将领为何不能和他一样？

在朱元璋开来，他自己赤贫出身都能够创立一个王朝，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就更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威望组建一支军队。即便是他们解甲归田，朱元璋对他们也是极为不放心的。

而这一切主要源于朱元璋自身的阶级出身，他一直都坚信贫寒出身的自己能够开创江山，其他的人也一样可以办到。仅仅索要兵权无异于放虎归山，最为合理的办法就是全部杀掉。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上流阶层，一个是底层大众。

对赵匡胤而言，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别人不一定能够做到。

对朱元璋而言，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别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这种阶级立场的区别，也决定了他们对待元勋武将的本质区别。所以你会发现赤贫出身的帝王中，刘邦、朱元璋之人，他们对于宿命功臣往往都充满了猜忌之心，因为他们始终觉得自己能够有资格当帝王，手下的那些人也能够有能力当帝王。

但是，出身于上流阶层的人则完全不同。

李世民、赵匡胤他们在对待功臣的方式和态度上截然不同，他们大多采用较为柔和的方式来制衡和平衡武将的势力，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江山社稷，他们手下的那些功臣就不会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