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历史，大多数的变法要么以失败告终，要么变革不够彻底，而商鞅变法则是其中少有的成功案例。正是由于商鞅变法，使得秦国一改过去贫穷、落后、羸弱的局面，一举成为战国中后期的绝对霸主，并最终得以一统天下。那么，为何商鞅变法在秦国能够取得成功，它的作用又为何如此明显呢？
秦国拥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变法有且只有在秦国才能取得成功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使得生产力不断提升，井田制已经逐步走向崩溃，而新兴军功地主阶级和士子阶层的出现，也使得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世卿世禄制也开始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变法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而秦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深彻变法的成功，主要源于秦国拥有的无法比拟的优势。
1、饱受鄙夷的秦文化，却使得变法阻力相对较小。在战国时期的各国中，秦文化一直饱受山东列国的鄙夷，如《淮南·要略》便说秦国“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汉书刑法志》、《荀子议兵》等也有类似记载。秦国由于早期生活于恶劣的西陲地区，为了谋求生存，秦文化其实汲取了大量戎狄文化，这使得秦文化与山东六国文化虽然同样源自于姬周文化，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走向了不同方向。而正是由于秦文化受传统的宗法制影响较小，这使得秦国内部的氏族势力并不像山东列国那么强大，而战国变法的利益受损又主要是氏族阶层，这就使得秦国变法受到的阻力相对要小很多，反而使得秦国具有了变法优势。
2、秦国国力太过羸弱，变法力度大且无后顾之忧。与山东列国相比，秦国无疑是个输在起跑线上的诸侯国，在其他诸侯国已经相继繁荣的同时，秦国却依旧是个典型的农战国家，在奴隶式的贵族统治下，基础薄弱导致了秦国发展的举步维艰。尤其是春秋以来饱受晋国、魏国欺凌的秦国，急于“破而后立”，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羸弱的局面。也正是因此，秦孝公不仅对于变法支持力度极大，且更加没有后顾之忧，对于全面深彻的改革、对于推倒一切重来并不抵触，同时由于秦国基础相对薄弱，“破”的也更加容易。
3、三晋局势极为混乱，使得秦国变法外部环境稳定。变法想要成功，除了内部因素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外部形势，而秦国虽然屡受魏国侵扰，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期间，由于三晋自己乱成了一锅粥。先是魏赵两国生怨，魏国围攻邯郸长达一年多，虽然此后因“围魏救赵”得以避免灭国，却也就此国力大损。此后，韩昭侯于前351任用申不害开始变法，但变法初成便又遭魏国攻打，后因齐国插手导致魏国惨遭马陵之战战败，但韩国的变法成果也就此毁于一旦。而魏国不仅在遭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惨败后国力大损，且因两次战争直接导致三晋翻脸，例如赵国恢复过来后先后于前343年、前340年、前339年、前333年四次攻打魏国。三晋如此混乱，反而为秦国变法赢得了难得的稳定外部环境。
如上所述，国内反对势力较弱、国君支持力度极大、外部环境较为稳定、国家羸弱变法无后顾之忧，这四点优势使得商鞅变法有且只有在秦国才会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符合战国形势，秦国全面改革得以迅速强大
正所谓“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进入战国时期后，呈现出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战争频率和战争规模不断加大，同时兼并战争的出现也使得列国在遭遇战败之后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而商鞅变法的内容无疑极为符合这种形势，从而使得秦国得以迅速崛起。
如上图所示，商鞅变法虽然内容繁多，但其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将秦国变成一个极富侵略性，且战争潜力巨大的战争机器，最终在“列国伐交频频”的战国时代迅速强大起来。
变法之后的秦国，其实只存在两种合法职业，农民和军人；整个国家只鼓励两种事，种地和参军。在那个想做官要么出身于贵族，要么只能依靠游学的时代，依靠种地和打仗来获得爵位，这种冲击力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战国常战，想要入仕做官为家族翻身的话种地、从军比游学的机会高不少，难度也小很多。
这种情况下，以交粮的多少平定功劳，以人头数量计算战功，赏罚分明、公平公正，因此农民拼命的种地，士兵拼命的厮杀，毕竟这不仅关系到了国家存亡，更关系到了百姓的切身利益。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使得很多人认为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其实已经具有了一定军国主义特点。
可以说，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完全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在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战争潜力是十分可怕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深彻的变法，使得秦国能够从那个被动挨打的国家，仅仅用了二十年便一跃成为不可小觑的强国。
当然，正如后世文官掌权的宋朝极力避免战争一样，由于秦国官员主要依靠军功晋升，军方掌权的秦国已经很难停下战争的脚步，而这也是秦国统一六国后仍然没有停止对外扩张和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则为秦国统一天下后的迅速覆亡埋下了祸根，毕竟商鞅变法只适用于战乱频发的战国，而并不适用于一统天下后的承平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