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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秦朝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那么在此之前呢?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的确不存在农民起义,这倒并不是那时的老百姓特别能忍耐或是统治阶级相比后世善良许多,而是因为那时基本上还不存在农民这一社会阶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毕竟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以农耕起家的民族,但政治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与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阶级,而不是泛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夏、商、周三代的中国还处于奴隶制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被奴隶主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这些人和后世的农民阶级的区别在于:农民或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但就人身关系而言:农民和地主是各自独立的,分别有自己家庭的个体;而奴隶则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牛耕等新技术的应用事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形态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并不是在某一天就突然形成的,而农民起义发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农民阶级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这就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我们的教科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将陈胜、吴广起义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这时农民阶级已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开始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中国的老百姓没展开过对上层贵族的反抗行为。

我们知道自从秦始皇嬴政混一华夏之后几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农民起义,那么在秦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呢?貌似我们的第一印象中就是诸侯国之间争霸,老百姓似乎从没介入到政治中。其实不然:春秋战国时代从社会形态上看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从政治体制上看由诸侯割据向大一统形态转变,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并非只有各诸侯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西周时期)平民阶层就开始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战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平民起义是西周时期的国人暴动: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周厉王时期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 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周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而怨声载道。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周厉王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 周厉王得知后十分满意。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谏周厉王道:“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此却置若罔闻。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这次事件后世称为国人暴动。事件平息后周厉王被放逐,周都镐京迎来了一段没有君王的岁月,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史称周召共和。所以中国古代其实也是实行过共和制的,不过时间极其短促——镐京国人只反对周厉王,而不反对周王室,当流亡在外的周厉王死后其太子又被周公接回镐京立为新王。

严格意义上西周的国人暴动只是镐京城内一次小规模暴动,从规模上而言完全无法和后世动不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在奴隶制等级分明的情况下民间的平民起义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在奴隶制下等级森严——自耕农数量有限,而奴隶们都是自家主子的私有财产,他们和上级领主乃至周天子之间并没任何交集,反他作甚?更何况奴隶既没社会地位,也没个人财产,造反的难度相当之大。所以当西周王朝谢幕、春秋时代开启后的历史主流是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而来自民间的抗暴运动少之又少。随着铁器、牛耕日渐普及之后春秋时代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急速转型,而构建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在经历着改变:奴隶制下的贵族领主和他们的私家奴隶开始向后世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转型,于是在春秋战国交替时代中国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平民起义爆发。催生大规模平民起义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当悲惨。究竟有多惨呢?各国之间连年征战:大国打小国,小国打比自己更小的国家,最小的国家之间就互相开撕,当然大国之间也开撕。甭管是打入的,还是被打的,首先受苦的就是老百姓——打人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战争必然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老百姓必须负担更沉重的赋税兵役;被打的就更不用说了:打人者的损失都得从被打的那儿捞回来。春秋战国时代正是战争规模急速扩大的时期:春秋早期的战争一般双方只有千把来人,多的可能上万;但到春秋战国交替时代已发展到动辄数十万人的大会战。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大需要调动更多的兵源、粮草、武器等各种资源来支撑,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各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影响。随着赋税兵役越来越沉重,老百姓开始逃亡,而各国为遏制百姓逃亡之风使用各种酷刑镇压——即使在一向以富庶著称的齐国也出现了假肢比鞋子贵的现象,因为遭受断足酷刑的人太多以致于假肢供不应求。酷刑没能满足统治者阻止百姓逃亡的念头,相反百姓逃亡现象愈发严重,当时管这种百姓逃亡现象叫”民溃“。

有资料记载的春秋第一次"民溃"应该是公元前644年.那一年正是齐桓公霸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无人敢冒犯其尊严。但老百姓的反抗却发生了:这一年齐桓公会合鲁国、蔡国等8个诸侯国,准备合兵南下淮水,进攻楚国,为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各国都征发了民夫,修筑作战工事。因为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各国民夫竟然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开始逃亡。结果短短几天,民夫就逃亡了大半,逃亡路上甚至不断传言齐国出现了叛乱,无奈之下齐桓公只好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淮水民溃单从事件本身看并非什么大事,但其意义却非同一般,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从此开始中国的老百姓们不再是"细民不足道",他们不再是任王侯将相宰割的羔羊了。3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溃发生在了毗邻秦国的梁国。当时的梁国为了防备秦国进攻,发动大量民工挖掘壕沟。这本来是保家卫国的事情,但是梁国国君滥用民力,且克扣劳工们的粮食,劳工们怨声载道。大家故意磨洋工,挖掘壕沟的进度十分缓慢。当秦国大军到来时劳工们轰然而散,梁国国君成了光杆司令。梁国就这样被秦国灭掉了,它也成了第一个因为老百姓反抗而亡国的国家,不仅仅是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虽然在春秋的早期民溃日益增多,但这样的反抗大多还是以老百姓逃亡的非暴力不合作为主要方式。真正给统治者带来巨大打击的是老百姓开始拿起武器,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进行硬碰硬的斗争。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这一类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国家--卫国。 卫国是春秋各国里老百姓暴乱反抗次数比较多的国家。卫国曾有贵族感叹:"凡是卫国有祸乱的时候,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但老百姓真正拿起武器造反,最早发生在卫国的卫庄公时期。 卫庄公在位时无休止地大兴土木滥用民力,长期得不到休息的工匠们终于愤怒了。公元前478年工匠们愤怒地拿起武器,包围了卫庄公的宫殿,吓得卫庄公慌忙番强逃窜,连大腿都摔断了。此事只过了9年,卫国侯卫辄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大修宫殿,这次工匠们的反抗更加暴烈,他们干脆联合了卫国的失势贵族,发动了对卫国王宫的进攻。战斗之中,工匠们拿着工具做武器,和卫国士兵浴血奋战,吓得卫侯辄仓皇逃窜。有卫国大臣想用武力镇压,然而更多的大臣却绝望地说,现在是"众怒难犯"啊。两次工匠暴动,使卫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大规模的民间抗暴运动,却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比起工匠而言:受到统治者压迫更沉重的是那些毫无地位的奴隶们。 工匠们固然生活艰难,但总算还有口粮的保证,相比之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们更无社会地位、尊严,甚至没有生命的保障(不要忘了活人殉葬制度)。在奴隶制日益崩溃的局面下大规模的奴隶抗暴也是注定要到来的。春秋战国到了中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规模奴隶的逃亡。比起早期很稀罕的"民溃"而言:在战国中后期奴隶逃亡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逃亡的奴隶们最初是借着各国国内宗族的覆灭获得自由身(三家分晋灭了智氏家族后智氏的奴隶就成为无主之人),后期就干脆成群结伙,逃离奴隶主的统治。逃亡后的奴隶们主要采取流动生活的方式,或者三五十人一群,或者几百人一伙,在各国的交界处活动,主要以打劫为生,也有人逃入无人进入的山泽丛林,以种地为生。从春秋中期开始,各国对奴隶逃亡的惩罚也越发严厉,甚至发展到了举家连坐的地步,但大规模"盗贼聚集"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乱日多,各国应付对外战争尚且力不从心,对逃亡奴隶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大地已经出现了多达万人的逃亡奴隶团伙,他们主要通过劫掠富人,甚至抢掠奴隶主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早期战国思想家墨子的著作里,就曾清楚记录过这时期的景象。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奴隶抗暴运动是公元前522年的郑国奴隶起义:当时有数千郑国奴隶集中在河南中牟的一个大湖中央与郑国统治者分庭抗礼,郑国派遣贵族子大叔率军镇压,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奴隶们奋起反抗,几千奴隶战斗到最后,也没人投降,最后全部殉难。这场历时数天的反抗运动,是春秋时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先声。16年后楚国的奴隶们又搞出了大动作——这一年正好是楚国国都沦陷的时候:吴国的大军一举拿下郢都,楚国国王楚昭王狼狈逃窜到云梦泽地区,却不想遭到盘踞在这里的流亡奴隶的攻打,数万奴隶向楚国残兵发起了奋勇冲锋,一时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杀得败退的楚军丢盔卸甲,连楚昭王本人也被奴隶们刺伤。后来秦国派兵救援楚国,在云梦泽扫荡了这一支奴隶起义队伍。虽然如此,这时期的奴隶起义还都处于分散小规模的状态,大规模奴隶起义却是春秋末期的事情。春秋末期中国大地一南一北相继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一是北方鲁国的"盗跖起义"。"盗"是史家对起义者的称呼,"跖"是起义领导者的名字,这个叫跖的起义者原本是鲁国的一个逃亡奴隶,他的身份说法多种多样,但是普遍的记录是他曾经因为逃亡遭到惩罚,被砍掉了一只脚,后来他聚集了一支千人规模的队伍,转战中原列国,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每到一处都大肆惩罚当地的奴隶主,释放当地奴隶,并将奴隶主的财富分发给老百姓。他的队伍人马不多,最盛的时候也只有几千人,但是其坚持战斗的时间却长达10年以上,在这10年里大批的奴隶主贵族死在他的刀下,大批的奴隶得到了他的释放。他的起义事迹在当时广泛记录在诸子百家的著作里:《庄子》《孟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对此都有明确的记录,足见在当时影响力之大。与盗跖齐名的就是发生在南方楚国的庄矫起义,这场起义大概发生在楚国春秋末期,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当时的庄矫有兵马上万人,楚国贵族被打得"分而为三四",甚至楚国的国都也被他一度攻克,大批奴隶主贵族被他处决,比起盗跖起义来庄矫起义的参加者更为广泛:以奴隶为主体,还包括普通的士兵、下层工匠以及城市手工业者。传统的奴隶制度在历次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西方人总是说:中国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沦为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无非是以新的暴政取代旧的暴政。但至少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前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民主运动,参与的主体就是"国人"。 在奴隶制社会里"国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包括生活在国都的平民阶层,这些人包括国都的工商业者和平民,比起奴隶来他们的地位更高,奴隶主不能随便买卖杀戮他们。但他们受到的压迫也是沉重的,要承担高额的赋税徭役。与此同时奴隶主阶层本身就是从国人之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没有奴隶对待主人那样的敬畏。历史上最著名的国人暴动是西周时期镐京城的那次,当时震撼了整个西周。到了春秋时期国人暴动日益成为一种常态,但春秋时代第一次成功的国人暴动是公元前633年城濮之战时,战斗前夕的卫国企图背弃和晋国的盟约,投靠楚国。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国都里"国人"们的不满,在国人们眼里晋国人和他们一样,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楚国在他们眼里是蛮夷,投靠楚国就意味着背弃祖宗。因此群情激奋下,不但卫国的背叛阴谋破产,卫国国君更被"国人"轰走。在中国历史有文字记录的大事件中这是第一次老百姓成功罢免统治者的事件。到了春秋中后期国人暴动的次数更加增多,方法也更加激烈。比如公元前555年当时的郑国执政者子孔因为残暴被国人发动暴动推翻,其家产也被国人们瓜分。公元前480年陈国的司徒辕颇因为横征暴敛,被国人联合起来赶跑。国人们越来越多的暴动让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成了惊弓之鸟。宋国大夫华臣平日作恶多端,一天看着一群国人跑向他家,以为国人又要暴动了,竟然吓得立刻跑到国外去了。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暴动与奴隶暴动最大的不同是:国人的暴动往往都是由国都里开明的奴隶主贵族领导的,这些所谓的开明奴隶主贵族,就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比较典型的,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等,而在战国的早期也正是因为国人的拥护,中原各国的新兴地主阶层,才得以顺利抢班夺权,或政变或变法,完成大国的封建化改革。如果说春秋时代的历史主流是争霸,那么战国时代就是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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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大一统王朝在末年基本上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末的黄巾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等等。这仿佛成了一个魔咒:无论帝国曾经多么辉煌,最后都免不了亡于民变的宿命。古人称其为“治乱循环”,今人称其为“历史周期律”,它极像佛家所说的生老病死,又像东亚季风区的四季循环。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并未曾爆发过什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甚至连什么小规模的起义也不见于史书记载。而所谓的“国人大暴动”,其参与者仅仅是西周首都里的贵族和平民,和农民无关。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古人把秦朝和周朝之间的兴替称之为“周秦之变”。“周”和“秦”,区别的确非常大。抛去思想文化层面不说,最为直观的一点是,秦是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而周代尚处在封邦建国的“封建时代”。笔者认为,恰恰是“封建”,是先秦的政权们免于民变的灾难。(一)先秦时期农民不需要起义,更无法起义话说当年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后,周的统治者在东方分封诸侯,这些诸侯,实际上是一个个武装了的宗族集团。其身边,充斥了大大小小的蛮夷戎狄,生存环境十分险恶,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比如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记载了姜子牙刚刚就封时,莱夷与其争夺土地的故事。所以,西周初年,广袤的东方地区尚有待征服开发,这些土地上的土著民族还是异族,还没有融入华夏这个圈子里。所以,与“封建制”配套的是“国野制”。“国”,就是“都市”。国人,就是“城里人”。“野”,就是“乡野”。野人,也就是“乡下人”。在西周时期,城乡间还没有互动,他们其实是划分森严的两个阶级。“国人”的主要成分是作为政治上统治阶级的周人,以及作为文化上统治阶级的归服周朝的殷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取贡纳,从事战争,铸造器物,以及文化创新。“野人”的主要成分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当地土著民族。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种地和交税。从事战争,是国人,尤其是贵族们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民的野人只需要种地纳粮,负担较轻,不需要造反;另外,军事资源被国人贵族们牢牢控制着,野人也没有能力造反。作为野人的农民若要造反起义,对抗的不是一个官府,而是一个作为统治阶级的种族。这个种族比自己先进,武力更强大,文化更昌明。野人们无力对抗,所以只能乖乖种地了。


(二)东周以后大变革

到了春秋时期,国野间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流动。一方面,野人渐渐融入华夏,成为可以任用的贤才;另一方面,国人中开始出现普遍堕落的现象。如《左传》中曹刿所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时候,统治阶级开始有限度的吸收“野人”加入。国野制缓慢的解体,这也是孔子眼中“礼崩乐坏”的表现。战国时期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以商鞅变法为标志,国与野之间的分界被彻底打破,国人和野人的分工彻底不存在,尤其是在战争方面。战争不再是从属于贵族的特权,而是所有臣民必须担负的义务。这样,就出现了“倾国之战”这种模式。所谓“倾国战”,就是动员全国的青壮年从事的战争。其中最经典的案例是秦赵长平之战,两国动员军队多达百万,而赵国的青壮年几乎被屠戮殆尽。这在战国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战国以前,杀掉一千多人都可以是很大的胜利(比如商代晚期的小臣墙刻辞中记载的文丁讨伐危方的战争),但到了战国,动辄斩首数十万都不再稀奇。这并非人口有了巨大的增加,而是从事战争的人数急剧膨胀,平民被卷入了惨烈的军事斗争中。


(三)秦朝以后农民不得不起义

如此惨烈的军事斗争,势必令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先秦时代,农民是野人。而野人仅仅耕种就可以了,无须承担军事任务。而到了战国以后则不然,农民不但要耕种,还要服兵役、服徭役。沉重的负担让农民频临破产,或彻底破产。“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饥寒交迫下,农民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增。更为重要的是,战国以前的农业生产,都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和你一起种地的是,不仅仅是你的父亲和儿子,还有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宗族为生产单位,抵抗自然灾害的风险大大提升,毕竟人多力量大,可以集体挖个水渠堆个肥什么的。到了战国情况发生了变化,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迫大家族分家,否则苛以重税。大宗族的存在对于君主统治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这是商鞅强行拆掉大宗族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无数的小家庭。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自耕农。与大宗族相比,自耕农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不足。而且又多了服兵役这个苦差事。所以战国以后的两千年里,自耕农经常破产。不是他们不肯勤勉努力打通关,而是游戏难度实在太大!失去了土地的自耕农往往依附于地主,给地主家当佃户,尚能维持生计。但是,如果赶上荒年,地主家也没了余粮,这样,就不得不“逃荒”。“逃荒”,就像电影《1942》里描述的这样惨烈。有些青壮年不甘于乞讨度日,也就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了。这就是流民的来源。流民有时候会涌向官府,洗劫城市,杀掠官吏。这就是古人口中的“民变”,也就是“农民起义”了。 (电影《1942》剧照)


而大一统帝国的广袤领土,无疑会拉长服徭役服兵役的路线里程,使自耕农的负担大大加重;也会放大农民起义的规模,增加农民起义的次数。遇到全国范围大规模的饥荒,则会出现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也是“中央集权--自耕农”体制的大一统帝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尚未完成中央集权的先秦来说,是不存在的。

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杨宽:《战国史》秦晖:《传统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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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

一、阶级原因。秦以前底层人民算不上农民,而是奴隶,也就是说这类人从骨子里就是做奴隶,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就应该做奴隶,就像印度低种姓与高种姓的关系,低种姓人见到高种姓,不管认不认识,不分什么场合,会自动毕恭毕敬。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狗类会集中起来反抗人类吗?当时的奴隶基本和动物没什么分别。

二、制度原因。秦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分封制,其实是把一个大国化整为零了,各封地贫富不同,天灾人祸不同,施政方式不同,封地首领对待子民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所以不会形成全国性的民怨,好比把一个大农场的奴隶分派到各个小家庭,即便某些家庭主人对自家奴隶的态度极其恶劣,即便某个家庭穷得揭不开锅,个别奴隶再不满,也不会扩散成大范围反抗事件。归根到底,分封制度避免了全国性的暴政或灾贫事件,同时也避免了奴隶间的大范围串联,不是几百几千人闹闹事就能叫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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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秦朝以前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

作者:冷清先生,个人史学成果,严禁抄袭剽窃。

陈胜、吴广起义之前,中国乃至世界都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呢?小国寡民是不能产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产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人口基数是超过2000万总人口。自然灾害、社会制度、土地所有、人口规模决定农民起义的规模。中国自从八千年前进入农业文明,农民就是整个社会的主体,手工业者诞生后数量有限,商品交换以部落间交换为主体。公元前二十八世纪,神农炎帝建立“象朝”,“皇”升华为“帝”,天下共主的概念向天子转化。专职的商人群体诞生了,手工业者分工更加细致,中国第一王朝的开创,也开创了土地分封制,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制正式形成。

华夏中国从来没有存在过严格意义的“奴隶社会”,奴隶是人类政治、战争的产物,华夏中国也有战争,也会产生大批的战俘。战胜的一方,对于大批的战俘,一是用作交换战俘,二是用作奴隶和杀殉,奴隶在华夏社会存在过很长时间,人数有限规模有限,而且奴隶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华夏社会的主体一直都是自耕农,自耕农还要充当初级手工业者,大部分简单手工产品以及高端手工产品的毛坯都是农民制造的。

象、夏、商、西周时期,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呢?奴隶在这一时期的华夏中国,人口的数量非常有限,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不到,因此奴隶,是不能掀起大规模起义和动荡的。炎黄二帝之后、至西周以前,占中国华夏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土地是部落公有制,自耕农从部落公社那里分到土地,自主经营缴纳田租税款并且服劳役和兵役。

【象朝】公元前二十八世纪至公元前2070年,实际控制地域,东至辽东至大海,西至青海湖、敦煌,北至鄂尔多斯、张家口、燕山,南至韶关以北、赤水以北,国土面积约500万,早期人口700多万,晚期人口1000多万。象朝万国万邦。

【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实际控制地域,东至辽东到大海,西至青海湖以东,北至鄂尔多斯、张家口、燕山,南至韶关以北、赤水以北,国土面积400多万,人口1000多万。夏朝千邦万国。

【商朝】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实际控制地域,东至辽东到大海,西至甘肃平凉,北至张家口、燕山,南至韶关以北、赤水以北,国土面积400万,人口1300万。商朝千邦千国。

【西周】公寓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实际控制地域,东至辽东至大海,西到甘肃陇西,北至张家口、燕山,南至韶关以北、赤水以北,国土面积400多万,人口将近2000万。

西周以前,华夏中国虽有天子帝王,直接管辖的区域并不大,也就是一两个省的面积,全国的疆域都分封给诸侯,公爵为数很少,多半在朝廷任职,直接管辖的食邑为100里,相当于一个县,称为“公国”。侯爵为数几十个,直接管辖的食邑为80里,接受中央政府管辖,下辖几个几十个伯爵,称为“侯国”,也就是诸侯。伯爵为数众多,直接管辖食邑60里,下辖几个几十个子爵、男爵、称为“方国”。子爵成百上千,封地为50里,接受侯爵、伯爵管辖。男爵封地很少,50里以下,称为“郭”,就是没有城墙的村庄。

有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天下的土地都是帝王的,也就是土地国有制,人口少而土地地多,每一户农民都能从国家分到耕种的土地(至少100亩),农民向国家缴纳田租税赋,有的农民是向帝王直接缴纳,绝大多数农民是向公、侯、伯、子、男各级诸侯缴纳,各级诸侯按照级别向上一级缴纳。公爵、侯爵、伯爵的诸侯国是有军队的,子爵、男爵有家丁家奴(后来有些演化成军队)。

西周以前,华夏中国人口少土地多,农民是不会失去土地的,既然农民不会失去土地,生活就是有保障的,怎么会造反呢?公元前844年,周厉王规定山川湖泽专利,就是说到国有的这些地方捕猎打鱼砍柴挖矿,都得缴纳租税田租,引起国人不满,周厉王任用巫师方士建立特务组织,监视国人的一言一行,国人则不敢议论朝政甚至大街上都不敢说话,以手势作为交流方式。解释一下,住在城郭之中的平民,称为“国人”;住在城郭以外的平民,称其为“野人”。

公元841年,忍无可忍的平民暴动了,参加这次暴动的平民有小吏、军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当然还有从城外赶来的农民(野人),他们聚集王都镐京,包围了周王王宫,周幽王出逃到“彘”(山西霍城),周厉王的儿子藏到召公家里,国人又包围了召公府,召公交出自己的儿子代替。周厉王跑了之后,没有人执政,诸侯推选出周公、召公、共伯和共同执政,这一年就被确定的“共和元年”。共和元年和今天的“共和”不是一个意思,只是碰巧了周公、召公、共伯和共同执政,后人误以为是周公、召公共同执政,把共伯和误认为是共同执政的意思,而忽视了“共和”是共伯和这个人。

东周时期,华夏中国人口增值到2000万,耕地王田就不够用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开始了变法,主要内容就是“废井田、开阡陌”,井田制就是王田制,就是废除了周王土地所有制,也就是耕地国有制被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就诞生了,土地也可以买卖了。阡陌就就是荒地、荒坡,这些都是周王既国家的土地,开发阡陌就废除了周王(国有)荒地所有制,周王就彻底被架空了,周王直接管辖的地域也比诸侯国小了,诸侯国向周王缴纳的赋税、兵役、劳役就更少来。春秋五霸争夺的是代替周天子的话语权,战国七雄则是争夺重新统一天下的的权力。

象朝、夏朝、商朝、西周时期,华夏中国人口较少,都没有超过2000万,而适合耕种的土地较多,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帝王自上而下实行诸侯分封制,土地实行逐级的“授田制”,实际上就是耕地“承包制”,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化的高度集中,所以不会产生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土地私有化,而在此后几百年中,诸侯纷争不断,土地私有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土地私有化已经非常严重。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实行了郡县制,除灭六国贵族,但是,秦始皇未能解决土地私有化问题。

六国贵族、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不喜欢秦始皇,因为秦始皇的大一统集权制,剥夺了各个阶层的利益,贵族特权被剥夺,士人阶层被剥夺从政权力,农民没有分到耕地,手工业者被严厉控制,商人沦落为贱民阶层。秦始皇无休止的劳役、兵役,向天下收取重税,这些经济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的头上。而秦始皇始终没能解决农民最关心的耕地问题,也没有重新分配承包耕地,几百年时间大量积累的无地的农民,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流民。

秦汉以前,幼儿的成年率仅有六成(出生10个孩子,只能有6个多长大成人),成年人活过60岁的不足两成。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每100个人中,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占据40%,18岁至50岁成年人占据40%,50岁以上的人(古人认为50岁就老了)占据20%左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全中国大约有2500万人,适合服兵役的成年男性仅有五六百万,军队却超过了300万。秦国有600万人,军队有60多万;赵国有400多万人口,军队有40多万;齐国有400多万人口,军队有40多万;楚国有500万人口,军队有50多万;魏国有200万人口,军队20多万;韩国有150万人,军队有10多万;燕国有150万,军队有10多万。

秦末,全中国的总人口大约2500万,大约600万成年男子,基本上都当过兵或者服过劳役,其中120万成年男子是现役的军人,剩余的500万成年男子都有当兵或者服劳役的经历,他们都具备基本的军事素质。繁重的赋税、劳役、兵役和巨大的丧失耕地的人口,成为了天下反秦的人口基础。陈胜、吴广起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各项条件就成熟了,陈胜、吴广起义之前都是没有耕地的农民,他们被征召为新兵军队,原则上讲陈胜、吴广起义是兵变,但是响应他们的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绝大多数都是当过兵或者服过劳役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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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有君主就自然会有农民起义,因为这归根及底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战争,和国家是什么性质的并没有多大联系,所以就很奇怪为什么秦以前就没发生农民起义呢?其实这样思考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农民起义最重要的并不阶级因素,而是“起义纲领”,这个“起义纲领”,其实恰就是孔子给的。所以在秦之前,中国都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因为没有起义纲领,也就是说秦之前的农民都是“无头的苍蝇”)。

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起义都需要一个名义,这其实太重要了。中国最早是从奴隶制社会然后过渡到文明社会的,贵族世代继承(除非大规模改朝换代),而奴隶自然也世代都是奴隶,当然,到了春秋,除了真的奴隶以外,平常百姓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了。可是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对于自己阶级的认知是深入骨髓的,加上基本没有文化和不识字,更别说能够产生“取而代之”的思想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反抗应该就是“你残暴我不跟你混,我要找个新的大哥,而这个大哥肯定还是贵族,而不会想到自己“取代”“(如周代商)。

换句话说,先秦时期的农民阶层,他们根本就不会产生“起义”思想,而此时,一个大儒的出现,却告诉了世人(更重要的是农民),“其实你们也是可以取代君主的”,这个人就是孔子。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很简单,“当政的人必须品德要好”,很多人说这并没有表达可以篡位啊,先别急,其实这恰是孔子的套路。我们知道,孔子是非常重视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他的核心思想,但是孔子的政治核心却是“为政以德”,可是当“为政者不德后怎么办呢?”比如纣王(此处不谈黑不黑的事),孔子就说了,“暴君代作,壤宫室以为污池……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孔子其实并没有直接说,“为政不德,取而代之”,但是孔子却表达了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也就是“像纣王这样的暴君,是不能当王上的”,而真正把孔子“德政”的政治诉求拿出解决方案,就是他的弟子,另一个大思想家—孟子。孟子非常直白了,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将君君臣臣这套,但是如果君不好,你臣是可以杀了他的嘛,杀了之后干啥呢?所以孟子又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好了,孔孟两个人已经把一切都讲明白了,“如果君有过,则易位,臣可以弑君,子也可以弑父。”所以,这个思想就成为了之后农民们“农民起义的终极纲领”,他们可以跨越阶层,同样也可以取而代之,所以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最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说到底,他们所遵循的都是“孔孟起义纲领”,所以“造反”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样也能得到更多人的呼应。毕竟两位老圣人都说了,你是暴君就不行,那就是不行。

很多人说盗跖,盗跖是鲁孝公之后,并不是农民起义哦,而且他那个,并不是起义吧,顶天也就是贼寇吧(起义必须伴随着权力的更迭),当然是故意抹黑还是真实,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去分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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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地位高于奴隶,而且数量上远少于奴隶,社会上的主要劳动力由奴隶负担,所谓的农民是自由民,又称为国人,主要的社会职责是当兵打仗,因此国君不会亏待这个群体。

春秋和战国早期还是分封制,周天子将天下分封成若干个诸侯国,各诸侯国都有极大的自治权,诸侯国内又分封了若干子国,享有自己的封地,封地内的土地人口归封君管理,农民的直接领导是封君,税收、治安、福利都由封君负责。这样一来农民被分割成了相对独立,较小的行政单位,不同属地的人面对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即便有残酷不仁的封君虐待境内国民,他们也可以向上级君主反映或直接逃到管理人性化的封地上,反正都是周天子的治下,也不会背负叛国的罪名。所以在层层分封的体制下,农民没必要用暴力要维权,因此不会出现成规模的农民起事。不过封地国人外逃的事情道屡见不鲜。

战国之世全民皆兵,没有起事的人力资本。战国中后期列国变法,官府直接向平民征兵征粮,平民除了种地便是当兵打仗,一部份人成了商人或者士子,七国间战争频繁,各大国都坐拥数十万的常备军,能打仗的男人都当兵入伍打外仗,那里还有富余的壮劳力在国内起事,搞起义。

7

题主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不过也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表述清楚,那就是:

其时地多人少。人口比土地值钱,压迫真的不严重。

题主您所认为的“当时统治者很聪明地把人民所受的苦难宣传成异国侵略者造成的,来转移内部矛盾”不存在!

当时,每个国家的内部矛盾之一,一定有一个荒地太多人口太少的矛盾。

农民老百姓谋生很容易的,就算不幸生在了某个暴君的国度,你也可以拔脚就走的,并没有护照要办,其他国家欢迎你热情的不得了。

因为你是劳动力呀,你是财富呀,你不是吃闲饭的,至于你是农民,你需要土地,你自己有力气想种多少就种多少好了,去找着种就是了。

明白了吧!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

当然,我说的只是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其他矛盾也是很深重的。

怎么个深重法呢?春秋战国,尤其春秋时期,真的,很多所谓的“国际矛盾”根本是各种亲兄弟,表兄弟,或者其他什么亲戚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我们都是有过家庭生活的人,理解家庭战争的无解吧!

所以说,春秋无义战,真的是无义战,就是些莫名其妙亲戚之间的意气之争,和农民们没有干系的。

比如著名的公子白和公子纠,他们兄弟之间领着家丁斗的你死我活的,谁也不去农民那里征兵的,变相的做到了“与民无犯”也。

就算到了后期的战争,需要种地的农民老百姓去打仗了,那也不是如蒋介石一样——拉壮丁。

战争酬劳很高的,著名的就是大秦帝国的农耕战士了,把地种好了,多卖粮食给国家,封官进爵!打仗割着人头了,封官进爵!

那么,请问了,为什么要造反起义呢?

对不对,日子凑和能过,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了,三几百里地的事情,撒开脚丫子逃到其他国家就是了,反正老婆女儿也不是小脚,跑的动!

后来,秦汉帝国就不行了,大一统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你跑去哪里呢?只有造反了!如果陈胜吴广那些人可以逃向其他国家,比如齐国要是还在的话,跑向齐国就可以了,干么冒着九死一生,哦,不,十死十生的概率去造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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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历史学家分界,有的说战国是封建社会的起点,有的说秦朝才开始封建社会。但不管怎么划分,都只是一个标志。不可能忽然一天早上,一觉醒来,奴隶就齐刷刷地变成农民了,奴隶社会也“咣”地一声,变成封建社会了。

社会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农民”这个阶层。而“农民起义”,也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窦娥冤》里有一句戏词:“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这里的“颜渊”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贤人,安贫乐道的典型。


而“盗跖”,不是姓盗名跖,而是一个名叫跖的大盗。历史记载,“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 ,组织了一支九千人的起义队伍。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我的老家,一个村子,古名“柳家窝子”,相传是盗跖临老归隐的所在,在这里活到八十多岁。而跖名柳下跖,所以这个村子就叫“柳家窝子”。


跖是春秋末期人。从时间上来推断,他带领的“从卒九千人”,当然不会是贵族,也不会是地主。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逃亡也只会是小规模的。能有九千人的规模,应该是农民无疑了。


也就是说,盗跖领导的,就是一支农民起义军。

只是春秋战国,战乱纷纷,诸侯领导的大规模战争太多,新兴的农民阶级发动的起义规模太小,很能流传下来。

9

历史上就没有农民起义,不光秦朝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

陈胜吴广本来就是楚国贵族。至于后来的黄巢,太平天国,应该叫农民暴动。一帮农民被人裹着,抢劫了官府,然后每过一个地方就抢劫一通,被抢劫的人为了活命只能被裹挟着跟着去抢下一个地方。

这种所谓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开始的时候发展的巨快无比,突然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自相残杀,最后自己就把自己灭了。

这种所谓的农民起义对社会的危害极大,体现在人口极速减少。

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比之前的所谓农民起义更有模有样,就比如,义和团虽然就是抢劫团伙,但是人家知道给自己一个头衔,说是我们只抢洋人洋教,虽然最后也是无差别抢劫,主要还是抢的中国人,毕竟人家初期打了个马虎眼,差点把清政府给骗了。而且人家只抢值钱的东西,不抢老百姓活命的嚼粿,也算是抢劫团伙的一股清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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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朝之前的朝代,周朝、商朝、夏朝都是实行分封制,秦朝之后的王朝基本都是实行中央集权制。

分封制度下很难产生农民起义的土壤,类似的欧洲、日本等实行分封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分封制度下,土地是分属领主所有,一个领主对手下农民不好,农民大不了跑到其他比较好的领主那边去种地,而最高统治者如国王、皇帝之类不能直接对农民征税,只能对手下领主征税,而且还不能征的太重,否则有兵有粮的领主真的会起兵造国王的反的。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农民的日子反而相对好过一些,虽然大部分收获都得上交领主,但基本上不会出现连糊口的口粮都不剩下的局面。

中央集权制下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因为不存在领主这个中间阶层,皇帝可以直接对所有农民征税,而且想征多高就征多高。一般王朝初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家征税会比较轻,农民们的日子会很好过,不大会出现农民起义。但越到王朝后期,政治腐败加上经济发展停滞,国家征税会越来越重,而和拥有军队的领主不同,一盘散沙的农民们是没有能力反抗政府的,只能忍受的超额的重税,直到政府把最后活命的口粮都抢走,所有人都被压迫的活不下去,然后农民们就会联合起来造官府的反,农民起义就爆发了。

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农民起义的风险基本没有,但诸侯造反的风险非常大,基本上分封制国家天天就是国王诸侯打来打去没一刻消停的。在中央集权制下,诸侯战乱的风险比较小,但每到王朝末期特别腐败的时候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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