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在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启嗣子可捕，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诸葛亮)的才能是魏国皇帝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够治国安邦，成就大业。如果你觉得我的太子刘禅还行，就好好捕佐他；如果你认为他实在太差，你就自己称帝吧。
刘备的这段遗言很有名，引起了人们很多种争议，其中尤以“授贤”说和“谲诈”说的论争最为激烈。
很多人认为刘备的话是出自真心，毕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传位给儿子倒不如传给贤者来得保险，当他看到儿子刘禅“不肖”，便考虑授贤，这是刘备真情的流露。
还有人认为，刘备这么说，怎么看都不像真心的，是他不放心诸葛亮，故意要逼诸葛亮公开表态效忠的。假使诸葛亮一开始就表明不“自取”，他以后就得信守承诺，不得违背，否则纵使诸葛亮称帝了也得不到天下人的谅解。
另外，还有人认为刘备当然很相信诸葛亮，但是担心刘禅疑神疑鬼，因此故意演了这出戏。
孙中山先生的遗言。让蒋介石。外站跑四川。内战跑台湾。孙中山先生真的有远见。我佩服蒋介石先生两件事。虽然说他退守四川。但是还是坚持抗战。虽然他逃到台湾。但是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变。我就佩服他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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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二年（398年）九月十七日，东晋外戚大臣王恭在建康被处斩。临刑前，王恭理顺胡须鬓发，吟诵佛经，毫无惧色，对监刑者道正色道：是我无知，太过于相信他人，以致有今日之败。但我知道我的内心是忠于国家社稷的！百代之后人们依然会记住我王恭！”
“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有王恭耳！”
王恭死后，人们收拾他的家产，却丝毫没发现钱财和丝帛，仅有许多书籍……如此刚直不屈，深存节义的人，落得如此下场，最后析出的败因仅仅是“太过相信他人”。
但是，王恭的败因远远不止这点。王恭的败因，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政治幼稚病。”
胸怀大志，不畏权臣
王恭从小就有美誉，但非常自负于自己的才能和家族地位，常常有担任宰相的愿望。因其妹妹是晋孝武帝的皇后，所以王恭倍受孝武帝器重。孝武帝执政中后期，陈郡谢氏集团代表人物谢安、谢玄等下台，其余人的权力大都被削弱，当时朝中大权由会稽王司马道子掌控。
司马道子当时位高权重，群臣攀附，但是王恭毫不畏惧司马道子。先是司马道子的亲信袁悦之常常为司马道子出图谋不轨的计策，被王恭告发；后来司马道子喜欢人妻裴氏，让她和宾客们谈论，王恭却公然抗议。由此司马道子与王恭不和。
一心忠国，起兵勤王
太元十五年（390年），晋孝武帝当时同时信任王恭和司马道子，知道两人不和，便让王恭外出担任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晋陵诸军事与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守京口。六年后，孝武帝去世，即位的晋安帝是比“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还要无能的连生活不能自理的“弱智”，因而朝中大权旁落司马道子。
尽管司马道子掌权，但其十分无能，甚至懒于掌管政事，便将机要交给其亲信王国宝。对朝廷十分忠心的王恭非常不满，于是多次上书要求放逐王国宝。当时司马道子害怕王恭，于是把心腹都送到王恭那边，希望能和王恭冰释前嫌。然而王恭每次谈论时政时都声色严厉，所以司马道子深知与王恭之间的矛盾是不能化解。在考虑之后司马道子打算因故召王恭入朝，从而暗中杀害他。王恭在友人力劝下没有前去，躲过一劫，两人矛盾更加尖锐。
隆安元年（397年），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共同起兵讨伐王国宝。司马道子多次劝诫王恭、殷仲堪罢兵，但是王恭始终不为所动。司马道子为息事宁人，最终只能处死王国宝，主动向王恭“请罪”，王恭联军这才罢休。
局面失控，抱憾而终
但是司马道子哪肯就此罢休？他听从部下建议，打算树立外藩作为防备王恭的屏障，结果此举又被一向忠心的王恭认为是“不臣”，因而王恭联络殷仲堪再度起兵。
王恭自以为凭借上次对司马道子的威胁，可以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其本人自恃家族地位和才能，再加上当时他有统帅堪称“特种部队”北府兵的刘牢之相助，使他更无所忌惮。
战争开始后，司马道子无能，但他年仅十六却颇有“神武之风”的儿子司马元显坚持主战，甚至亲自率兵准备抵御。当时王恭对刘牢之十分倚重，但对他实际待遇却仅仅是普通部众一样，这令本来名望、军功颇高的刘牢之十分不满。而司马元显敏锐地察觉到了刘牢之与王恭的不合，便私下许诺给刘牢之诸多好处，刘牢之终于背叛王恭，并遣人偷袭王恭使之被捕遇害。
总评王恭的“政治幼稚病”
王恭到死还认为，刘牢之的背叛是其失败的原因，但事实上，王恭是败于一种特殊的毛病——我们可称之为“政治幼稚病”。
所谓“政治幼稚病”，就是在官场，这样污浊的环境下，仍然相信所谓的“仁者无敌”、“正义必胜”，以至于一上台多行不合实际之政策，对时人多有得罪。王恭年少轻狂，面对身为皇族的司马道子敢当面硬怼，多次使之在公共场合丢脸，从而使当时占绝大多数的攀附司马道子的人不敢与之交往，这样低情商的举止看似忠于朝廷的正义之举，实则是在自己给自己挖坑。所幸王恭家族地位颇高，司马道子一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从王恭早期的作为就已经能看出，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
在后来起事勤王的行动中，首先王恭面对司马道子集团的专权乱政，采取起兵的方式当然正确。但是他第一次起兵的目的仅仅是要求处死王国宝。王国宝是什么人？仅仅是司马道子的一个代理人罢了，代理人倒了还可以再扶植。但王恭看不破这点，就算看破了他也把这件事想得太过简单，以为只要杀鸡儆猴，凭他家族的地位、捍卫晋室皇权的决心与忠心，就能让司马道子罢休。但事实上他错得一塌糊涂，所以在王国宝死后他志得意满，以为司马道子这种他眼中的“小人”或“奸党”就彻底败了，于是未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大晋的蛀虫，所以给了司马道子喘息之机。
此外，王恭也未曾处理好与手下、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对于他最大的“盟友”殷仲堪，王恭与他名为盟友，但却在第二次起兵时连像样、可靠的联络方式都没有——殷仲堪写信给王恭，藏在箭干中让庾楷代送。送到时用来写信的斜绢变形，便看不出是谁的字迹，王恭因此认为信是伪造的而提前起兵，这毫无疑问为后来局势失控埋下了隐患。而对于他颇为重用的刘牢之，王恭保持着可以说是“腐儒”的思维方式，对其不管功劳多达，不管其原来是不是淝水之战的大功臣，都和普通将领一样平等对待。试问昔日的淝水虎将刘牢之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待遇？
但已经是“政治幼稚病晚期”的王恭看不破这点，仍然对已经暗中策划叛变的刘牢之十分信赖。到刘牢之叛变时，消息本来最初泄露，王恭手下参军何澹之十万火急地通知王恭，结果王恭居然来了个“以君子之腹夺小人之心”，认为何澹之平日里与刘牢之不合，所以是在造谣。对此王恭不仅不对刘牢之加以防备，反而设酒宴款待刘牢之，甚至亲手将精兵交给他统领。到这一步，王恭已经身处万劫不复之地了。
就凭王恭死前振振有词的“百代之下仍有”的“忠于社稷”的本心，自然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而说到底，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王恭这样太过刺眼的人，反而不配赢。
“春风濯濯柳容仪，鹤氅神情举世推。可惜教君仗旄钺，枉将心地托牢之。”
顺带一提，百代之下的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王恭，而是在这场事变后乘势而起的野心家——桓玄与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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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29年1月9日，正是深冬时刻，一艘沙船在青龙浦的湖面上随风逐流。船上的摇曳烛火仿佛预示着了怎么这艘船上的游客将会发生些什么？
一
一个月前，他很诚恳的给京城送去了辞呈，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了，只想叶落归根。却未想，左等右等，杳无音信。实在等不得了，他把公务给他人做了交接，便带着两个仆人和一个学生启程了。
“再等等，我一定要坚持，我还想再看一眼那山中的花，看一眼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可是，半途中，他还是挺不住了。他看着湖面上点点落着雨。他知道时间到，是时候跟这个世界道别了。弥留之际，他让家仆把弟子周积叫到了跟前，轻声的说“我去矣。”
周积马上跪倒子跟前，泣不成声。他略微的抬了抬手想宽慰一些眼前的爱徒。
周积握着先生的手问：恩师，可有什么事情交代的？他微笑的说：吾心光明，亦复何言。说罢便阖目而逝。
他叫王阳明！
二
什么是吾心光明？
王阳明遗言中的“此心”，指的就是良知之心。王阳明在晚年开始，从“知行合一”改成了提倡“致良知”说，这是他一生的终极智慧。
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在事事物物上都“致良知”，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符合良知之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松克服，并且不会误入歧途。
这句话意味着彼时的王阳明的良知已然显现，已然纯乎天理，已然圆满。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最近在看勃朗特三姐妹的书，对艾米莉·勃朗特的临终故事，特别有感触。写出《呼啸山庄》的艾米莉·勃朗特一生未婚，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仅仅30岁就英年早逝。病重之时，陪伴着她的是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和父亲勃朗特先生，但是她艾米莉一直拒绝看医生，并且从不说自己感觉如何。因为她亲眼见证了两位姐妹伊丽莎白和玛丽亚之死，也看着哥哥在病榻上没有了呼吸。她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敏感，但又深知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她拒绝“开毒药的医生”靠近自己。随着病情的恶化，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夏洛蒂从荒野采来了石楠花放在她的枕边，艾米莉试着坐起来穿衣梳头，但手却不可抑制地颤抖，梳子掉进了炉灰里，发出刺鼻的气味。她对赶过来的佣人说：“玛莎，我的梳子掉到那里了。我身子太弱，弯不了腰把它取出来。”一个写下洋洋洒洒数十万经典小说的女作家，在生命的最后时节是如此苍白无力，忍不住感到一阵心酸。上帝赋予她无尽的才华，同时却让她的一生饱受折磨，命运的公正与不公就在一线之间。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也写得极好，即使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她还在坚持写诗，关于死亡、关于命运，关于信仰，在弥留之际有一首遗作，算是文字形式的遗言吧。
怯懦的灵魂绝不属于我，参考资料：A.玛丽·F.罗宾逊，《艾米莉·勃朗特传》
在这个被暴风雨侵扰的世界没有发抖的人。
我看见天堂的荣誉在闪耀
信仰闪耀着平等，武装我摆脱恐惧。
……
没有为死亡留下空地，
没有了原子，它的威力就没有里效力；
您——您就是存在，就是呼吸，
您就是永远不可摧毁的存在。
人生在世，最怕一字：悔。最骄傲的则是：无悔。
公元前196年，为大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临死之前，仰天长叹，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这句话是说：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建议，以至于落到今天被小人、女人所谋杀，真是追悔莫及！
当时的韩信已打下齐国七十二城，俨然已成为刘、项之外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蒯通是韩信身边的谋士，曾三次向他提出意见：
第一，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楚汉相争的这个战争中，韩信处于举足轻重的一种分量。
第二，不能帮刘邦！因为刘邦的野心很大，要兼并天下。他之所以重用你，是因为项羽还在。一旦项羽被灭，下一个就轮到韩信。
第三，最佳选择是三分天下而王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谁也不吃掉谁，天下也和平。 蒯通说：“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一个人的功业或事业成功往往很难，但是要失败却很容易。机遇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机遇。一旦机遇来了，你应该紧紧地抓住它，你不抓住，转眼即逝。
最终韩信没有采纳蒯通的建议，下垓之战后，天下大定，韩信也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心理学研究发现：因没做某事而心生悔恨，远比因做了某事而后悔的案例所占比例高的多。
即使我们做错一件事，事后就会为这件事找到很多诸如“不得已而为之”，“假想的合理性”等等依据来自我安慰，以避免心理失衡。久而久之，那些假想的理由就变成真的，也就没那么深得悔恨感了。
而当我们为没做某事而后悔时，便失去了组织记忆的素材，徒留空想的遗憾。比如韩信，如果他采纳蒯通的建议，即使最后以失败告终，也比这样被诛杀来的悔恨少。已中圈套的韩信，此时只能幻想，假如听了蒯通的建议会怎样。而这种幻想，已经没机会去尝试了，这样的悔恨是最为痛苦的！
半闲这里建议各位：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论语》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解释这句话时曾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也就是说鸟儿因为恐惧死亡，在自己最终走向死亡之前，发出悲哀的鸣叫声，人因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弥留之际，在那咽气的一霎间才发觉一切的争斗，一切的算计，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耻辱都已成为过去，因而返璞归真，顿悟生命的本质，说出一些善良的话来。但是，生命的终结并不代表责任的结束，有些人在其临终之际，仍有着极其伟大的魄力，执着的履行着自己的责任，直到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
两宋之际著名爱国将领，抗金英雄宗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过河！过河！过河！（《宋史·宗泽传》）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文学家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剑南诗稿》）南宋末年著名爱国将领，抗元英雄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文天祥传》）晚清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民族英雄左宗棠: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南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
宗泽，陆游，文天祥，左宗棠他们都生活在国家危难之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有的是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将领，有的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文人，但他们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路，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忧国忧民，救亡图存！这种精神贯穿他们人生的始终，知道自己咽气的前一刻也未曾忘记，未曾放下。
有一位伟人曾说:“人这一生什么都可以放下，唯独责任与使命不可。”我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不是伟人的专权，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肩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使命。也许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能做到像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只要我们能坚持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爱岗敬业，至死不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告别平庸，仰望伟大。
喧嚣的菜市口，彷佛比往常都热闹非凡。这时，一贯在官兵面前低着头走路的百姓，突然抬起头来，眼睛雪亮，还有着一丝丝的戾气。
‘快点走，今日务必及时行刑’
一众官兵压着一位高大身躯，向刑场奔去。
这个人身高笔直，颇有大将风采，望了望周围，城垣高高耸立，那是他誓要守护的国土；一众谩骂的百姓，是他拼死保护的国民；而赐死他的那位，是他效忠的君王。
这个人就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
就在几天前袁崇焕因勾结外敌，背叛朝廷的冤情，锒铛入狱，随即判处“凌迟”处死。
然而事到如今，也没有改变他的一片忠心赤胆：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袁崇焕生守的是辽东的国土，死守的是为将者的底线。
硝烟在紫荆城上空弥漫，身处煤山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目光迥然的望着城内发生的一切。不禁痛哭流涕，想当年，身处乱世，宦官当道，只身挺身而出，威震四方，那是一个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可谁也想不到，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一代帝王竟沦为此境，当初励精图治，誓要中兴大明朝的愿望，也已成为灰烬，飘荡在上空。
想起这么多年来的种种，崇祯皇帝悔恨啊！不甘心啊！他咬破手指，悲恸的写下，最后一道“诏书”：
“朕自即位以来，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切勿伤我百姓一人。”这段遗书最后在李自成破城之后，在崇祯皇帝的内衣上发现的。
一代帝王，以身殉国，真乃“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我记得最著名的有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陆游的《示儿》。
史上最俱文学价值的遗言——《父愿子承》
浩如烟海的华夏历史长河中，名人妙语犹如海沙不计其数，但真正能堪称世纪遗言的却寥寥无几。
有的人立下了旷古烁今的丰功伟绩，
有的人背下了遗臭万年的千古骂名，
有的人埋下了世所罕见的奇珍异宝，
有的人留下了承接千年的无韵绝唱！
公元前110年（西汉元封三年）时年四十六岁的汉武帝刘彻进行了封禅，然而，此次的封禅却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这个人就是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在西汉时，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和撰史，刘彻的泰山封禅，按照常理应该与太史令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皇帝同上天之间的沟通渠道和沟通时间，都需要通过夜观天象来选择黄道吉日。
然而，这么重要的事情，史书上却并没有明确记载，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太史令司马谈居然被排除在了泰山封禅之外，而不能参与其中。
封禅被排除在外，这让心忧天下的司马谈感到了绝望，抑郁愤恨之中司马谈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临终之前，他把自己的儿子司马迁叫到跟前，宣读了有史以来最具民族价值的遗言。
史书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司马谈的这份遗言，字语虽短却很精彩，内容简单分成三部分：
1：司马家族世代为朝廷修史，司马迁你必须继承先人遗志；
2：我死之后，太史令将由你司马迁来接替；
3：东周以来，礼崩乐坏，历史记载中断，而今天的大汉四海承平，我早就立志想要写一本历史书，然而遗憾已经时日无多，我死之后，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都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
父亲的临危之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三年之后，司马迁成为新的太史令，依父亲遗愿，开始撰写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为了著述的严谨性，司马迁走遍了大江南北，游遍了五湖四海，真正上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情况下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是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漫游者。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在牢狱中遭受了宫刑，他别无选择，只能忍辱苟活，两代人的心血不能就此半途而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艰难中求生存，这个世界上才会有那本可能流传千古的煌煌巨著。
“不挑担子不知重，不走长路不知远”，正是司马谈的遗愿和司马迁的坚轫毅力，两代人游历名山大川，博览经典，笔耕不缀，态度严谨，才会有《史记》的诞生，才会有鲁迅对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崇高评价！
他们父子坚韧不拔的魄力，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予了后世无穷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著作开创了当代为前代写史的历史传统，后世薪火才会代代相传承，矗立起了一面不可磨灭的历史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