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潮汕宗族如此发达？为什么在北方宗族结构基本瓦解殆尽的今天，潮汕依然能将宗族发扬光大？潮汕宗族到底给潮汕人带来了什么？其实，当代潮汕宗族的繁盛，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深远的历史传统于今日再现。
唐朝以来，潮汕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海上贸易门户，拥有柘林湾、程洋岗、樟林港等近十个良港。海运和贸易的发达，让恩格斯也赞叹“汕头是远东地区唯一一个具有商业性质的城市”。
而哪里有商船，哪里就有海盗。明朝初年，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兼职海盗。官兵来查，他们变身渔民，曳舟捕鱼，老实巴交；官兵一走，他们化身海贼，明火执仗，凶神恶煞。到了晚明，海上掠夺成了不少人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
当时最著名的海盗组织——林凤海贼团，全盛时期有三百条船，逾四万人，战斗力爆表。1574年，他们甚至打下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菲律宾总督府，堂而皇之安营扎寨。
潮汕人饱受海盗之害。1552年，潮州有95万人。翌年，海盗起兴，于随后二十年间大举入侵18次。1574年，潮州人口暴降至71.25万，减少了四分之一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普通人单枪匹马，面对成群结队的海盗毫无还手之力。想要自保，唯有团结。在国家海防不牢、安保市场空白的古代，建立在血缘上的宗族成了组织这场人民战争的天然力量。在宗族的动员调度下，反海盗战斗紧锣密鼓地展开。
以宗族为单位的防务收效甚大。《潮州府志》载：“古时大乱……初穴洞山楼，苟存生命，后遂有负固（村寨）者，往姑不论……”。1630年，潮汕地区的人口又重新达到95万，在人如草芥的乱世中，年均增长率竟有5.2‰。
凭宗族庇护幸存下来的潮汕人，自然牢记团结宗族这一最要紧的生存策略。
16世纪后叶，大规模海盗危机解除，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人口的增长，这时潮汕人开始面临新的困境——耕地不足。
学者黄挺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得出这一时期潮汕的整体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9.1‰。到1812年时，潮汕一地容纳了221万人，比清初翻了一倍还多。
但潮汕的耕地远不能满足剧增的人口。明清史专家郭松义推算出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约为7.8亩；但位于两广丘陵的潮汕，多山坡低谷，人均耕地只有3.4-3.7亩，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紧缺的耕地自然引起鹬蚌相争，潮汕的富商大贾甚至政府军队与民争利，囤积田地高价出租，以致大量底层民众无地可耕，无粮可食。于是，潮汕人打响了以土地为核心的争夺战，宗族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方面，宗族为土地纠纷提供了调解的场所。不管是自家的牛被强占，还是地被强占，亦或是牛和地一起被强占，当事人都能“由亲友耆老和解”。如不成则“诉诸各房分祠”，交由族中德高望重之人处置，再不成还能求助于叠绳堂——宗族间长老联合会议。
另一方面，当土地矛盾激化，言语调和不得时，宗族变身武力取胜的坚实后盾。宗族为争地械斗出人出钱，做好“战争”的动员和后勤。
《豪山陈氏族谱》中着重记载了某次争地械斗中死去的40多人，并在其名字后加上简单的事迹介绍，比如“ 御敌为父卒贼”、“捍寨武勇奋举”、以及“守寨杀贼，以戕其躯”等。
宗族的努力最终让粮食危机得到了缓解。到清代中期，尽管人口依然爆炸式增长，但潮汕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并大宗出口稻米。明代嘉靖年间，揭阳县共有耕地616350亩，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实际耕作的土地已有656173亩，人均耕地面积也达到了15.6亩，一洗不及平均的前耻。
2.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潮汕人利用宗族抵御外部风险，安全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但没想到，潮汕宗族本身却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二十世纪中叶来临，族权变成了“ 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宗族被当作“一种地方势力、富人的腐败政权工具、迷信和封建习俗的阵地以及反抗政治权威的势力”。
秉承这一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解放区的宗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宗族浪潮，潮汕地区自然不能幸免。
据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统计，建国时，潮汕地区60%以上的耕地由宗族所有，33%的土地是专作族产的公尝田。经过一轮土改，潮汕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耕地大平均，人均亩数为：地主0.68亩，富农1.16亩，中农1.01亩，贫农0.93亩，雇农1.03亩。
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宗族历史，会发现潮汕、福建和江西部分地区的宗族顽强地活了下来，而北方地区的宗族基本都灭绝了。潮汕宗族究竟有怎样的生存秘诀？
事实上，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造，并没有彻底清除潮汕根深蒂固的宗族意识。在建国后火红的三十年中，潮汕的宗族之火并未熄灭，只不过转如地下，保存火种。
数量可观的族谱在60年代销毁古物的风潮中逃过一劫，同时在宗族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祭祀仪式也保存了下来。
宗族长老还自己当起了村里小官，学者黄挺在60年代下乡住到林姓的单姓村，发现每两年一换的大队书记和队长就由该姓的三个房头轮流担任。同时，他也观察到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比如处理邻里矛盾，商讨购置农机等，代表官方的干部通常不如曾担任宗族长老的人有威望。
南北宗族复兴程度的差距可以从政府管制的严宽上找到原因：北方靠近中央，宗族不敢造次；南国天高地远，国家权力有着许多不及的角落。文化上的宽严不一，注定了北中国的宗族不会恢复到历史上的顶点。
因此，改革开放后，政治解严、经济解冻，潮汕宗族再度繁荣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潮汕宗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有赖政府在其起跑阶段的巨大助力。真是衰也政府，兴也政府。
潮汕的华侨资源极其丰富。1911年时就有294万潮汕人在异国经商，建国前部分宗族约有2/5的成员在海外生活。
八十年代伊始，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海外的潮汕人到大陆投资，便改变口径，不再将华侨称作帝国主义的特务和间谍，而是亲切地唤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府将血浓于水的宗族纽带当作宣传工具，号召潮汕华侨回乡探亲，让他们在亲情上头时一激动给家乡带来外汇和投资。1997年，普宁市的颍川源流研究中心华侨福利会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潮汕地区的政府允许了潮籍侨胞与故土宗族的“重修旧好”。这在九十年代的民间掀起了复修族谱、再建宗祠的热潮。
华侨对宗族兴起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尽管北中国的宗族在古代同样繁盛，建国后和潮汕一样遭到政府打压，但北方宗族把鸡蛋都放在国内这一个篮子里，没有在海外留下备用种子。所以，当九十年代潮汕华侨络绎不绝地寻根祭祖，引发攀亲认戚的狂潮时，北方大地一片死寂，没有人来唤醒北方人的宗族意识。
3.跟着宗族有肉吃
不过写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潮汕人要抱着宗族不放？
要知道，无论是海盗的骚扰、土地的战争还是政府的管控，多灾多难并不足以解释潮汕宗族为什么能够留存数百年之久。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宗族这一共同体本应该彻底瓦解。
事实是，潮汕人意外发现了宗族最核心的作用：做生意。宗族不仅帮潮汕人解决了海盗问题、温饱问题，还帮他们铺就了经商致富的小康路。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0年，潮汕成为新一批开放口岸，他们围绕在宗族旁侧，以家庭企业的形式激活了经商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