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腐败
随着清末社会矛盾的激化，晚年的郑观应眼光更为敏锐，开始把专制政体作为吏治腐败的根源进行批判，“盖专制政体，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无不各为其私，无公益心，无爱国心”。他进一步反问：“国不爱民，而欲民之爱国，有是理耶？”
郑观应的揭露和批判，暴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对于探讨清王朝的兴亡不无裨益。同时，他的言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武昌起义之所以一呼百应，清王朝专制政权之所以土崩瓦解，吏治腐败、官逼民反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
晚清的官场已是一个投机盛行、黑暗腐臭的酱缸，清廉、实干、亲民者难以立足。郑观应说：“尝见置身通显者，往往因清廉而致终身贫苦，未闻有人奖励；因贪墨而致毕生厚富，未闻有人黜罚。世上既无赏罚，既无是非，廉耻道丧，实业安得振兴乎？中国安望富强乎？”清廉官员落于贫困，贪婪之人却富裕逍遥，这是晚清官场的真实写照。
商办腐败
晚清时期，交通、邮政、采矿等新兴产业陆续开办，规模较大的常常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官督商办本来是官民双赢的方式，官方可借助民力发展国家急需的工业，民间则可依靠官方支持和庇护发展资本。实行初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官方势力介入的加深，官场的种种恶习开始严重阻挠产业发展，损害工商业者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中官有权而民无权。对此，郑观应指出：“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督办企业者多是官场中人，官气难除，本来就缺乏商务知识，“所委任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亲戚即其私人，甚至挂名局内，干领修金不知凡几，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矣”。郑观应曾以开平矿务局为例，揭露其总办唐廷枢去世后，由张翼接办的情形：“张系醇邸（指醇亲王奕譞）之随员，故北洋大臣不问其材具如何，遽升为督办。张持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码头改为私产，售予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
郑氏还指出，官方所派名目繁多的督办、总办、会办“多无经历，只知假公济私，通同作弊。昔本穷汉，今成富翁，起居拟于王侯，锱铢等于泥沙，高楼雉列，大厦骈连，甚至叉麻雀（一种牌戏）、摇色宝，一掷千金，酒地花天，缠头浪费，孰非股东血汗之资？惟股东势弱，敢怒而不敢言”。腐败的清廷将官督商办变成官方压榨、吸食股东血汗的工具，郑氏不得不发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的浩叹。
官场腐败
清朝后期腐败不堪，清朝官场潜规则道何程度?
《春冰野事乘》里说，福建漳州和泉州两地，民风刁蛮，讼事多多，又屡屡发生顶凶之案。譬如当地劣绅作奸犯科后，经常花钱买人顶替自己坐牢，甚至犯了杀人之罪，只要肯出钱，往往都会有贫苦之人前去抵死，即当地所谓的“宰白鸭”。
某朝廷大员曾奉命前往福建提审某凶杀案，他调阅案卷后发现，死者是个彪形大汉，而杀人者却是个刚满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该大员心中疑惑，便仔细查看了死者尸体，发现其身上至少有十六处伤痕，绝对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便觉得里面大有问题。
在随后的复审中，那少年对犯罪过程的叙述几乎和原判决书上写的没有差别。该大员极为惊异，便令其再说一遍，那少年依旧是倒背如流，几乎一字不差——看来，他早已把供词背得滚瓜烂熟。
由此，该大员便更加肯定这就是替人顶罪的所谓“白鸭”，于是对案件的疑问之处多加辩驳，劝少年说出真相，免其一死。但是，那少年却不为所动，仍旧坚持原供。经过该员再三开导，那少年似有感动，这才含泪说自己冤枉。于是，该大员便将案件驳回原县重审。
不料驳回重审后，原县里依旧做出同样的供词和判决。该大员大为疑惑，又加提审，问这少年说：“你今年刚满十六，怎么会下此毒手?”那少年说：“我对此人(被杀者)恨之入骨，不共戴天”。该大员再三告诫认供的后果是要杀头，但那少年这次坚决咬定杀人是自己所为，该大员无奈之下，只得依从原判。
次日，该大员便服出城，正好在城门口看见那少年的囚车经过，那少年看到他后，便向他招手，等该大员过去后，那少年眼中含泪的说：“小人对大人的大恩大德实在是感激不尽，但我被押回原县重审后，县太爷恨我翻供，对我施加酷刑，把我打得皮开肉绽，痛苦万分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押回监牢后，家里父母又来骂，说‘卖你的钱，早已经用完，你现在翻供，不是让全家逼上绝路吗，你就算翻案出来，也是死路一条’，既然进退皆死，倒不如顺从父母之命，死了算了。”
其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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