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宋朝的宦官都比较猛，人家都忙于带兵打仗，没那个闲工夫去弄权作乱。

相比于汉、唐、明那些大宦官们整天想着玩弄权术、专权乱政，宋朝的宦官们就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了。说来也讽刺，军事上一贯备受后世诟病的宋朝，其宦官的整体战斗力却是历代之最！

诸如秦翰、王继恩、窦神宝、李神佑、李宪、童贯等一众宋朝宦官，他们都是典型的“战斗型”宦官，颇有些大将之风范，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仿佛他们都将心思放在了领兵打仗上面，而不在政治权斗上面。

比如北宋初年的宦官王继恩，在战场上就是个狠角色，一仗就将盘踞巴蜀的李顺数万部众屠灭殆尽。又如北宋末年的著名奸宦童贯，虽然他在正史中是名声狼藉的大奸臣，与高俅、蔡京、杨戬并称“北宋四大奸臣”。但童贯在行军打仗方面却是个行家，为朝廷立下不少战功。他戎马半生，先后北破西夏，南平方腊，还统兵伐辽。

当然，说“宋朝宦官都忙于征战，没心思当权”，其实是开个玩笑罢了。实际上，宋朝宦官之所以混成这模样，主要是受制于宋朝的制度。

宋朝历代统治者都始终对宦官坚持严格的管控，以便避免宦官当权的出现。首先，是严格限制宦官的数量；终宋一代，宦官数量都是相当少的。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宦官数量被限制在只有区区几十人之规模。而即便宋代宦官规模最顶峰的宋孝宗时期，其数量也不超过三百人。这与明朝末年动辄上万的宦官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其次，则是严格限制宦官的官阶；宋朝汲取了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对于任命宦官出任高级别官职，始终十分慎重。像前文提到的宋初宦官名将王继恩，虽然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按例完全可以授予宣徽使这样级别的官位。然而，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却只授他一个相对较低的宣政使一职。

此外，宋代良好的政治氛围，也是“宦官当权”失去市场的又一原因。

事实上，汉唐明这些王朝之所以频频出现宦官当权，某种程度上也是因政治氛围的恶化造成。比如东汉中后期，频频出现幼主即位的情况，造成外戚专权，而等到幼主年长亲征，就势必只能通过扶持自己的近臣宦官，来抗衡外戚势力，于是便使东汉出现外戚专政与宦官当权轮番出现的现象。

又如明朝，由于明朝文官集团日益座大，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得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不得不借助宦官的手来制衡和打压文官集团，而这便是明朝东厂宦官如此猖獗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宋朝的“政治生态”应该说是历代中最良好的。宋朝统治者都比较开明，广开言路，文官、士子不会因言获罪，使得宋朝皇帝与文官集团构建起良好的政治氛围，这就让宦官当权失去了市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本文作者：小贱贱

宋朝其实也有宦官当政，只是宋朝的权力结构比较稳固，宦官可以当政，但却无法将权力凌驾于相权之上。因而才给人一种宋朝宦官当政不当权的印象。

唐朝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从唐肃宗开始就对藩镇节度使和文官极度不信任。为了保证皇权能延伸，肃宗重用宦官。比如当时的权阉李辅国就是在肃宗授意下，掌握了兵权。

唐肃宗对他的信任，可以用十二字形容。

“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

之后的唐代宗、唐德宗也差不多。到了唐文宗在位时，宦官不但总领神策军，而且还组建了牙队，最后形成专权。甚至于，还掌握了废立皇储的特权。唐文宗曾自嘲，说自己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形同傀儡。

当然我们知道，宦官权力再大，也只不过是皇帝意志的代理人。如果没有了皇帝，宦官狗屁不是。

所以到了唐昭宗在位时，当昭宗被军阀出身的朱温软禁，权柄也由武将掌握后。影响唐朝一百多年的宦官集团，自此就失了势。被朱温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全杀了。

五代时期，军阀执掌权柄。皇帝尚且被武将们轻视，用当时的军阀安重荣的话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更何况是宦官？因此五代宦官自然也就没有施展权势的载体。既无权，也无势。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重文轻武，用文官打压武将。逆转了五代武人当权的局面。其实赵匡胤当时是可以利用宦官再反制文官的。但他以及后来的宋朝皇帝发现，即使不像东汉和唐朝皇帝那样重用宦官，也能造成臣子之间的势力均衡，皇权也能稳固。因而，宋朝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利用宦官这个依附于皇权的特殊群体了。

那么，宋朝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首先，宋朝增加了科举名额，弄出了一套繁琐的官制，在隋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化宰相的权力，扩了文官集团的规模。这编制一多，食利者自然就多了。而人多了的结果自然就是权力分散，内斗不止。宋朝的武官也是如此。权力分散，都无法威胁皇权。这一手堪称是掺沙子。

第二，宋朝皇帝认为，内朝也不一定就必须要由宦官把持。不净身的人也行。朝廷各级文武官员也不一定非要正常人才能担任，宦官也一样可以担任。因而宋朝产生了很多领兵打仗的太监，而本该归宦官负责的很多职务则交给了皇帝的娘家人担任。

比如赵匡胤篡位前，他通过钱财收买外加姻亲纽带拉拢禁军将领，笼络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与他构成了实质性的利益结盟关系。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对赵匡胤的忠诚度并不低于宦官。

因此，当赵匡胤建国称帝后。很多原本该由宦官出任的内朝官，就都被赵匡胤的心腹幕僚和与赵匡胤有姻亲关系的外戚担任了。

赵光义在位时，情况也差不多。他早早就被钦定成了继承人，为了确保能接盘，他在继位前便打造了自己的幕府班子，有一大批只忠于他的文臣武将。等到他继位后，他的这个小团体就相当于“军阀霸府”。整个幕府班子直接就塞进了朝廷的架子内。

既然皇帝都用不到宦官了，那宦官的价值和存在感，自然是极低的了。

比如赵匡胤在位时，宦官的编制被严格限制在了50人以内。宦官如果要收养养子，必须要满30岁以上，且自己没有养父，才可以收养一名养子。

到了赵光义时，宦官编制有所增加，但也限制在180人以内。

就这么点人，能干啥？根本成不了器侯。所以北宋一朝，宦官对朝廷和社会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大了。

当然，用正常人担任内朝官，显然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有些事情会说不清……

这里插一句。宋朝武将的地位不能笼统的得出一个低于文官的结论。具体要看出身。也就是跟皇帝有姻亲关系的武将，地位是不低的。真正低的，是类似狄青那类从小兵爬到高层，没有皇亲国戚光环加持的武将。

另外，赵匡胤曾有祖训，规定宦官到了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所以宋朝也不乏祸国殃民的权阉，比如童贯、梁师成等。但由于他们祸国殃民时，是宦官等级上升后，自动转为文武官职，是朝廷命官。所以即使是童公公，他给人的印象也不是宦官专权，而是权臣当政。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没有宦官当权的原因。

并不是没有阉人当权，而是当权的阉人，都自动变成了权臣。如果只是单纯的宦官，在宋朝成不了什么器侯。

最后再提一下明朝。

按道理来说。明朝废除了宰相，皇权进一步加强，皇帝应该更能拿捏文官才对。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明朝的相权反而制约了皇权。

究其原因，在于明朝皇帝一直与士绅集团进行利益争夺，抑制士绅集团的利益扩张。可却事与愿违，导致文人们团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利益集体。面对士绅集团的反扑，皇帝一个人无法大权独揽，只好又开倒车，重用太监。

其实朱元璋当年也有祖训，禁止太监参与干涉朝政。但没有用。明朝皇帝与士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明朝宦官必然会被重用。

相比于明朝，由于赵匡胤是谋朝篡位，赵光义也有谋杀政变的嫌疑，连续两代皇帝有谋反的污点，所以宋朝皇帝不会打压文官，才能用利益收买士绅集团的办法，进行统治。

而一旦当士绅与皇帝达成共识，与皇权共治天下，共同分享股权后。再加上，皇帝对相权采用分化瓦解手段，让文官们虽然地位超然，但各自相互制衡。比如之前一个人干的事，宋朝皇帝分成三个人干，每个人还配一个副手。这样搞，权力就分成了六份，文武官员根本没办法拧成一股绳。相权自然也就不乱了，无法威胁皇权了。

当相权与皇权一致时，宋朝的宦官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如果不是需要宦官处理后宫那档子事，宋朝连一个宦官都不需要。

宋朝官宦专权的情况不严重，主要原因是太祖赵匡胤建国时，鉴于唐亡的教训，定下了基调几点，一是杯酒释兵权，拿掉高级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所有，二是严格限制宦官的职权范围，使得就算宠信的宦官，也不能轻易的干政。

赵光义在位21年，死后葬永熙陵，庙号太宗。

还是后周时，有个跟着赵匡胤的宦官叫王继恩，深得宠信，宋开国后王继恩为内侍行首，也就是宫廷宦官的头头，但他暗里巴结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当年太祖驾崩，深夜跑去开封府第一个通知赵光义，鞋都跑掉了，后来王继恩还带兵剿叛获功，本可升为宣徽使，这是个可以参与朝政的职务，但宋太宗直接拒绝，仅授宣政使。

吕端，宋初名相，被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另一个，宰相权力很大，宋朝是以文治国，文化兴邦，《宋史·宦者传序》里记载“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意思是宋朝的宦官不再是仅听令于皇帝，还要归宰相管，宦官的生杀大权落在了宰相的手里，所以宦官想获得权利，除了获得皇帝的宠信，还要搞定宰相才行。前面说的那个王继恩，后来就是和参知政事(副相)李昌龄为伍，霍霍的想搞政变，反手就被另一位宰相吕端和太子赵恒给灭了。

图为宋徽宗赵佶赏赐给童贯的《小楷千字文》。

宋朝最出名，最大的一位宦官，童贯，此人官至枢密院事，独霸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人称“媪相”，在与辽金战争中屡战屡败，却兵权永固，其原因就是先搞定了昏庸的宋徽宗，又和宰相蔡京为伍，两人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出使辽国谎报军情，镇压方腊又滥杀无辜，联金抗辽又引狼入室，在民怨沸腾中被宋钦宗下令所斩。

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远比汉、唐、明三朝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的一些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比如臭名昭著的童贯。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

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祖宗之法严”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对宦官集团更重要的掣肘力量来自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即所谓“宰相之权重”。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内廷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升迁；而内廷则不许干预外廷国政，用宋人吕中的话来说，“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知之也。”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时，有个叫做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但皇帝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准备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意见（当时称为“词头”）却被政事堂（宰相机构）下面的知制诰驳回了。知制诰告诉仁宗皇帝：根据本朝制度，被免职的副都知，是不可以官复原职的，所以臣不敢草拟这道诏书，封还词头。

在任何时候，宦官都是皇帝的附庸。宦官有没有权力，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皇帝的权力有多大，是受制于朝臣，尤其是相权，还是完全能够自己掌控权力。第二，皇帝的能力怎么样，是自己能够直接掌控朝廷，还是必须要通过宦官之类的人来间接掌控。如果皇帝的权力很大，那么碰到比较勤快而且能力比较强的皇帝，朝廷的政治格局就没问题，会出现强主。反之，如果皇帝的权力很大，但碰到了不那么勤快，或者能力也不强的皇帝，那么皇帝身边的人操纵朝廷的空间和机会就比较大。

东汉中后期之所以出现了宦官权力比较大的情况，就是因为在梁冀辅政的时候，害死了年幼的皇帝，所以从外藩入主的皇帝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对抗梁冀，才刻意扶持宦官的势力，并给予宦官统领宫廷禁卫军的权力，导致了十常侍的坐大，最后尾大不掉，演变成了何进和十常侍之间的斗争。

唐朝在中后期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同样是因为在安史之乱平息后，唐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来的军事和政治体系实际上都崩溃了，皇帝必须要自己亲自掌握军队，还要自己身边比较信得过的人来控制，皇帝才能感到放心和安全，从而出现了宦官控制禁军，并且能够操纵皇帝的情况。

明朝则是从朱元璋时期，经过与汪广洋、胡惟庸之间的几个回合斗争，最终废除了宰相，取消了相权，名义上将权力下放到了六部，但实际上是皇帝自己当了宰相，不仅要管大政决策，还要监督下面的各部门官员执行。最后虽然形成了内阁制，但这仍然不是真宰相，只是拥有一部分原来属于宰相的权力而已。而行政事务比较繁杂，皇帝一个人处理不过来，就必须借助于身边人的帮忙，最后就形成了宦官干政的局面。

宋朝的情况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从开国之初，宋太祖和宋太宗就坚持崇文抑武，用文官来控制武将，避免出现中晚唐那种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是长期执行严重的内重外轻的政策，导致文官官僚体系的权力空前膨胀，而且这个体系非常庞大和复杂，相互牵制，谁也不可能完全控制朝廷，皇帝、宰相和朝臣、地方官员形成了一架庞大而相互依赖的机器，每个部分离开其它部分的支持，都无法独立运转。

所以，宋朝的皇帝的权力从宋太宗之后，就是历朝历代之中最小的，文官官僚体系不仅非常成熟，而且经常监督皇帝的言行，给皇帝提意见，所以宋朝的皇帝是历朝历代最不自由也最不舒服的皇帝，甚至在宋太祖时期，宰相赵普反复上奏，逼着皇帝最后同意了他自己原本不同意的事情，而这种情况在其它朝代都是很难出现的。再加上从太宗时期开始不断层累积累形成的所谓“祖宗之法”，导致皇帝所受到的约束非常多，大臣动不动就拿祖宗之法说事儿，皇帝就很难有所作为。

在宋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已经发展到极致，无孔不入，连皇帝的日常言行都有文官跟在身边监督和记录，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宦官当然很难有什么机会弄权。也就是说，宋朝是传统上经常说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时代，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距离很小很小，而且皇权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受到文官体系无孔不入的监督，甚至连后宫哪个嫔妃宠幸太过，朝臣都要上本劝谏，更不用说如果有太监在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弄权的情况了。所以，在明朝每个有大作为的宰相都必须借助一个品行比较好的太监的协助，比如张居正和冯保，而在宋朝则完全不需要，宰相完全可以直接和皇帝接触，不需要通过宦官。

这种情况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有利有弊。好处是相对来说，宋朝这种相互掣肘的格局之下，皇帝即使能力比较差，也不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太大的伤害，政策相对是不太容易出错的，坏处则是在应对战争的时候经常反应比较慢，容易相互掣肘和推诿，所以进取心不足。而在汉唐明这种皇帝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就容易大开大合，前期皇帝勤政而且能力强，就能开疆拓土，开创盛世，但是只要皇帝稍微出点问题，就容易出现突然崩溃的情况，比如开元盛世就在安史之乱之下突然终结了。

第一， 宋朝宰相权无形中阻碍宦官当权

在宋朝，宰相的权利虽然较比宋之前的朝代已经缩略了很多，但是，有宋一朝，宰相的权利还是无所不在。因为，从北宋赵匡胤建国以后，不断地加强皇权的集中，这就不免弱化宰相的权力。之所以说宰相的权利无所不在，是因为宰相的职权被一分为三，实行了二府三司制

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力。

神宗元丰年间，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

而这些宰相、副相的分工，已经详略备至，虽然在宰相制度上宋朝属于群相制度范畴，可是，皇帝设立储君、枢密院使、三司长官的任命都要经过宰相核准。如此一来，宰相的权利已经延伸到了宫闱之内，正因为这些权柄之重，才能产生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些权柄在握、重中之重的宰相，如此一来，宋朝的宦官还凭什么能够与宰相抗衡呢？

第二，宋朝文官集团对宦官的压制

在整个宋朝，因为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的政治设计，渐趋重文抑武，从中央到地方，从禁军到厢军等等，都是文人秉政、领军。代代相延，已经无形之中造就了一个文人集团。宋朝的文人政治，一直是根深叶茂，久长不衰。对于偶尔的宦官参政，马上就会被驳斥、压制。

北宋皇佑六年，即公元1054年，仁宗皇帝去看望伺候自己几十年的老宦官梁适。

梁适弥留之际请求宋仁宗，乞求赐予他节度使职衔。宋仁宗当即答应了。可是，当时的宰相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

宰相认为：大宋开国至今，宦官带刺史职衔尚未曾有，何况节度使乎？仁宗皇帝告诉梁适自己已经答应了，但是宰相愣是没松口。

第三，宋朝宦官很多在军中效力

在宋朝，特别是太宗时期，很多太监都亲临战阵，不辞刀兵之苦，立下功勋。

宦官窦神宝一直跟随宋太宗赵光义，太宗北伐之时，窦神宝主动报名，充当军中先登，身披着重甲，冲上太原城墙，窦神宝的勇猛，当时的军中人人尽知。正是由于他的忠心赤胆，窦神宝担任了并州监军。

而右领卫将军李神福也是一位宦官。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宦官当中有一位叫秦翰的人，他在宋太宗、宋神宗时期多次参与北宋与西夏的战役，此人身上带伤四十九处，对太宗皇帝与真宗皇帝忠心耿耿。

更有很多宦官，跟随宋太祖的军队南下征战，参与灭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等战争。为北宋边疆的安定立下了赫赫功劳。

一、纵观中国封建史，宦官都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当皇帝与官僚体系关系融洽时，这把刀就“藏锋于鞘、不露锋芒”，当皇帝和官僚体系处于相互不信任的时候，这把刀就“锋芒毕露、嗜血难收”。

二、任何朝代的开国皇帝，其出身就决定了该朝代数百年的帝官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朝和明朝，后者开国皇帝是朱元璋，其乞丐出身，对官僚充满了仇恨和不信任，因此有明一朝，帝官关系十分恶劣，宦官干政也因此此起彼伏！而宋朝皇帝是官宦世家出身，对官僚比较包容，因此有宋一朝，帝官关系亲密无间，宦官这把刀也就少有露芒之机。

三、虽然对文官系统而言，宋朝宦官并未多予介入，但对军队却是介入颇深，这是因为宋朝开国皇帝是靠军队叛变而当上的皇帝，因此忌讳将领在军中搞一言堂，所以派驻了大量“监军”予以平衡，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一方面杜绝了军队叛变，但另一方面却因与军队主将之间的权责交叉，降低了行军打仗的灵活性，可谓毁誉参半！

因为有宋一朝，宦官的兴趣并不在弄权，而在打仗。历史上宋朝的宦官是有名的“武装太监”。

开个玩笑啊，当然不是宦官想干啥干啥，这主要和宋朝的政局以及中央集权的程度有关系。

安史之乱后，唐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朝堂之外藩镇割据，在长安城里，皇帝对武将也再无信任，禁军大权从此移交给了宦官。没想到宦官有了权也不安心，我虽然不能当皇帝，但是我能控制皇帝啊，于是唐朝皇帝们成了宦官的傀儡，甚至有肃宗、宪宗、敬宗、文宗四位皇帝或直接或间接死于宦官之手。

唐朝之后的梁唐晋汉周这五个小王朝对宦官是深恶痛绝，后梁太祖朱温在灭唐后更是把长安城里的宦官杀绝了，在这个时期，除了生活必须外宦官涉及不到任何和政务相关的事。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宦官限制的也是非常严格。第一限制后宫宦官人数，太祖一朝宦官人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有个割据政权南汉是个阉宦当道的国家，宋朝灭了南汉后不仅处死了南汉的所有宦官，甚至还杀死了五百个专门负责给人净身的“手艺人”。第二严格限制宦官职级，就算你立再大的功，有多受宠信，你的职位官阶也不会太高。

除了皇帝的限制外还有就是宋朝文官集团的整体压制，在宋朝，文官是朝堂中除了皇帝外地位最高的群体。在宋朝，宰相的权力被进一步拆分，但是这也导致几乎所有的职能全被宰相给分摊了，各位宰相各安其分，互不统属。权力进一步被集中。宦官在朝堂上已经没有什么生存空间。

当然，宦官作为皇帝的身边人，贴心人，朝堂上没地方，其他地方总有他们的用武之处。这就是军队。别误会，宋朝的军权是分开的，统兵权在武将手里，调兵权在枢密院的文官手里。这一块宦官插不上手，他们担任的是皇帝的耳目，也就是监军。而且这还成为了一项传统，宋朝每一代的大宦官似乎都想在军队里有一番建树，当然，这里面有奸佞，比如害死杨无敌的王侁，以及北宋末年的童贯。不过更多的则是真正一心为国，英勇善战，不逊色于历史名将的宦官，守仁君在这里列举几个。

一，荡平川蜀王继恩

北宋建立后，因为对川蜀地区的严重剥削，导致茶农王小波带领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们揭竿而起。瞬间就在川蜀大地上聚集了数万洪流。

王小波在战场上阵亡后，他的妻弟李顺接过大旗然后迅速攻破成都。

很快整个四川就剩下梓州、眉州以及入蜀通道剑门还在宋军手里。

当时的皇帝宋太宗，即刻调兵遣将入川平叛，只不过这一次他派出去的人不是潘美曹彬等百战名将，而是一个太监，叫王继恩，至于为什么派一个太监，这里面很值得说道说道，容守仁君以后详说。总之大家记住这个太监很厉害就对了。

王继恩率大军从剑门入蜀后，摧枯拉朽般消灭了义军势力，随后包围成都，城破后屠三万起义军，荡平川蜀。

二 威震禁军秦翰

秦翰也是一名宦官名将，当年在满城大战时，他作为兵马都监和崔彦进部绕至敌后，对辽国人进行包夹，取得辉煌胜利。

随后又任镇、定、高阳关排阵都监，同辽国在边境大战数年不落下风。

真宗朝时，成都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士兵暴动。秦翰奉命平叛，在战斗中秦翰爆发了常人罕见的英勇，多次率军先登，身披数创。（宋朝凡是入蜀平乱，皇帝基本都会派太监）

要说王继恩是靠宋太宗的宠信，秦翰就是自己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威名了。秦翰死的那天，都城禁军自发为其送行，虽然他是个宦官，但是他用战功证明了自己不比任何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弱。

三 宦官军神李宪

李宪是北宋年间军功最高的宦官，先是熙宁六年作为监军同王韶合作收复河州，拓展北宋疆土一千余里。不久河湟地再度生乱，河州重镇踏白城失陷。王韶率军直扑定羌城，李宪则带人和西夏军正面决战，于河州城下大破敌军并一举攻陷踏白城，收复河州。

元丰四年，神宗发五路大军共计五十万人马挥师西夏，欲一举灭国。

李宪领兵出熙河；种谔领兵出鄜延；高遵裕领兵出环庆；刘昌祚领兵出泾原；王中正领兵出河东。

战争开始五路大军是连连得胜，李宪先夺西使城、龛谷城、再下兰州。种谔下石州、夏州、银州。高遵裕夺清远军，王中正下宥州，至此定难五州全部收复，只剩下灵州城，宋军只要夺下灵州城，西夏覆灭便在弹指之间。

只可惜因高遵裕贪功延误战机，导致刘昌祚部和高尊裕部大败。王中正见势不妙直接开溜，种谔也败退归国，只有李宪保全胜利果实，使元丰西征不至于寸功未立。

北宋一朝，宦官们一个个的放弃了弄权谄媚的老传统，争先抢后的在军事上发光发热，北宋被记入史册的大宦官共有43人，其中领军立有战功的多达27人，从宋初的窦神兴窦神宝二兄弟，到后来的童贯，每个时期都有那么几个不甘寂寞的宦官横刀立马。

宦官乱政，又被称为“阉祸”，他们把持朝政，祸国殃民，挟持天子，甚至废立天子。说起“阉祸”，以东汉、中晚唐、明朝为甚。像东汉的十常侍、唐朝仇士良、明朝王振、魏忠贤都是此中顶尖人物。而唯独宋代，宦官始终牛不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宋太祖制定的严禁宦官干政的“祖宗之法”

宋朝是很注意吸取前代王朝历史教训的，宋太祖开国之初，就制定了“祖宗之法”，严禁宦官、外戚干政。赵匡胤身体力行，“不受内臣所媚”，“止令掌宫掖事中事，未尝令预政事”。其后皇帝都能照“祖宗之法”行事，所以有宋一代没有出现汉朝和唐朝宦官弄权的现象。

二、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对宦官势力的防范和限制

宋代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士大夫对宦官的防范，也有效抑制了宦官的权势。宋朝外朝大臣掌管着对宦官的任命权和惩罚权，这样宦官就难以凌驾于朝廷大臣之上。

宋英宗刚继位时，宰相韩琦因为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把他叫到政事堂，训斥他“汝罪当死”，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也只能像孙子一样乖乖听着。最后还是被贬为团练副使，打发到外地去了。

宋仁宗是个老好人，几次想给自己身边人谋个好位子，都叫宰相给驳了回去，宋仁宗也无可奈何。

秦桧虽是大奸臣，但他对宦官很是严厉，宦官见了他，“莫不股战”。

对此，脱脱在《宋史》也做了总结：“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

三、限制宦官和外官宗亲交往

宋太祖时规定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元祐三年明文规定：“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宋仁宗时，枢密使贾昌朝就因为结交宦官，不仅未能拜相，反而连枢密使也丢了。

四、严格控制宦官人数

“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赵匡胤以身作则，规定宫内的宦官不超过50人。宋太宗时不超过180人。宦官人数太少，形成不了集团势力，不能兴风作浪。

五、宦官的品级单列，以作歧视

宋朝为宦官设立了独特的官阶体系，以区别于文官和武将。宋朝的宦官机构有两个：入内内侍省，简称“后省”，其官员有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内侍省，简称“前省”，其官员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后省因为离皇帝更近，地位高于前省。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宋徽宗时，是宦官权势最显赫时期。宋徽宗时宦官人数近四千人，童贯掌军事，梁师成“典机密”。他俩和蔡京、王黼等并称“六贼”，六贼当道，坏事做尽，朝政更是江河日下。其实童贯和梁师成能够得势，也和身为宰相的蔡京、王黼纵容有很大关系。也有一些专家据此，认为北宋也是有“阉祸”，正是由于“阉祸”才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朝从开国时期就制定了严格的政策来防范宦官专权，因此北宋和南宋在三百多里来没有出现像历史上秦朝、汉朝、唐朝时期的宦官乱政。

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张让、唐朝的仇士良等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弄权宦官。

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拥立秦二世，还逼死秦始皇长子扶苏；东汉的张让在汉灵帝一朝作威作福，结党营私，把持了做官的门路；唐朝的仇士良掌握了唐朝的禁军“神策军”，还将唐文宗李昂软禁至死。

宋朝用了非常严苛的政策来限制武将和宦官，因此宋朝几乎没有出现武将篡位和宦官乱政的现象。这都是前朝所留下的血的教训呐！

唐朝的“武将篡位”和“宦官乱政”祸害匪浅，给宋朝皇帝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唐玄宗李隆基宠幸胡人安禄山，将他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一个人就掌握了唐朝五分之二的兵马。唐玄宗的本意让他为朝廷防御吐蕃、回鹘、契丹等敌人。可是，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却在公元755年发动了安史之乱，最后差点把唐朝消灭。

唐朝给宋朝留下了两个大的教训，第一是武将掌兵，第二是宦官乱政。唐朝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都是由于武将掌兵所引发的。自晚唐以来，各藩镇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五代十国割据势力）

晚唐、五代的兵祸持续了一百多年，给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就连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以武将身份，夺取了旧主的皇位的，所以宋朝皇帝怎么能不提防武将？

公元960年，后周的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发动兵变，逼迫柴荣的儿子禅让给自己，建立了历史上的宋朝。

鉴于晚唐五代以来的武将夺权现象层出不穷，宋朝皇帝为了防止武将叛乱，只好不断分割武将们的兵权，同时也设置了大量的文官来牵制武将，同一个职务甚至可以设置五个人来充任，以分其权。

对于宦官乱政，宋朝也是非常提防的。鉴于东汉和帝、桓帝、灵帝以及唐肃宗、唐代宗、唐宪宗、唐文宗、唐武宗等皇帝时期的宦官专权，宋朝的统治者制定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宦官制度。

第一是控制宦官的人数，让宦官人数始终不超过前朝；第二是压制宦官的等级地位，内官就只是内官，即便奉命管理军务或者财政，也不得插手朝廷其他事务；第三是防止宦官们结党营私，私自会见、联络、勾结大臣，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那么，为什么宋朝皇帝这么不信任宦官呢？

这是因为前朝留下的教训太深刻了，唐朝时期的宦官乱政现象为历代之最，危害性远超汉代、明代，而且由于唐朝距离宋朝的时间较近，给宋朝皇帝留下的教训非常多。

比如唐肃宗时期，宦官李辅国公然带兵攻入皇宫，杀死张皇后、软禁唐肃宗；

唐肃宗死，宦官鱼朝恩掌握中央的神策军，对新皇帝唐代宗形成巨大威胁；

唐文宗时期，宦官仇士良发动甘露寺之变，指使禁军杀光了朝廷重臣。此外，唐宪宗、唐敬宗、唐文宗等皇帝均死于宦官之手。

正是由于唐代的宦官乱政现象太频繁，所以宋朝皇帝自始至终都不信任身边宦官，即便是北宋末年的宦官童贯也仅仅是因为收复了幽州，而被封为郡王，对皇帝无法构成这些。

说来也巧，宦官专权、武将篡位、外戚专权这三大“毒瘤”都没有出现在宋朝，就是因为宋朝一直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巩固自己皇权上了，也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开疆拓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