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语堂是在文学作品中评价王安石的

1947年，林语堂出版了《苏东坡传》，这本书描绘了苏东坡精彩的一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

苏东坡是主角，不可避免地涉及他的政敌王安石，在这本书，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论十分激烈，而且多是激烈地否定。

我们选几句话来看看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批评：

“每一个革命党未得势之前都能显出最大的力量和团结，一旦得势根除反对派之后，就开始因内哄而分裂。” 　

“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极权论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口号。历史上多少政治罪恶假人民的名义而推行，现代读者不难了解。”

林语堂认为王安石视为极权者，以人民的名义推行罪恶之事。

后来《苏东坡传》还有一个英文版，因为要面向西方观众，林语堂就在书中增加西方人可以理解的东西：他认为王安石和希特勒一样，有“妄想狂”的性格，把王安石的改革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认为王安石的改革结果是“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独占制度”。

可以看出，虽然林语堂不是专业历史学者，对历史人物王安石的评价其实也并不是专业的，尽管人人都可以对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其实是秉承了南宋以来官方对王安石的一贯评价

自从建炎南渡，南宋君臣就反思过北宋灭亡的原因，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王安石，指向了改革派，认为正是王安石等改革派改变祖宗之制，祸乱朝政。

如建炎三年，大臣赵鼎上书宋高宗，认为江山社稷衰败“源实出于安石”，宋高宗于是“罢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飨神宗庙庭”。

王安石的改革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在党争的背景之下，北宋灭亡的这口锅只能由王安石来背。

历代士大夫对王安石的主流评价都是极差的。

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林语堂对王安石的看法，是秉承了历代对王安石的一贯看法。

然而很多士大夫的看法都离不了固有的“替罪羊”意思，情不自禁地要为统治者者找一个人来背锅。

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其实能看出一个人历史的水平，处于不同阶段的人会有不同的认知。

1.王安石变法是坏的

如果对历史有初步的了解，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对他的评价有所了解，会大致的形成一个印象：王安石变法是祸国殃民之道，起到了反面作用，是坏的。

但是对于到底坏在哪里，为什么坏并不知道。

2.王安石的变法是好的

有这样认识的人是有着一定的历史知识的。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构思理念是不错的，并且在军事和财政上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元佑更化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蹩脚的表现，令人不禁会觉得王安石变法确实有可取之处。

3.王安石的变法影响恶劣

随着认识进一步的加深，会看到王安石变法背后百姓负担的加重。变法并没有创造财富，只是将已有的财富重新分配。朝廷多取，则民穷，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除了部分军事改革外，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全部以失败告终。新法的接替者质量也参差不齐，直至新法彻底变成亡国之策（蔡京）。

从南宋开始，对王安时候变法的批判声音就越来越重，甚至将北宋灭亡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新法身上。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北宋从宋真宗后期就是开始走下坡路。北宋的统治者（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想方设法的自救。有保守，有激进，王安石的方式是其中看起来最为合理的，所以呼声很高。

等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了变法的失败，对于前面已经存在的问题也要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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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实际上是继承了文人弄词的传统，在《苏东坡传》这本书籍中林语堂怀着“捧苏贬王”的基本立场，把王安石塑造成为一个超级背锅侠，也把王安石贬的是一无是处。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为苏轼屡遭王安石打压而打抱不平，又把宋朝的灭亡归咎在王安石发动的变法引发的对宋朝影响深远的党争之上。

林语堂写文章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对历史的见解显然是肤浅且带有深深的个人情感，这大概和他那儒雅的文人气质相关，但对于历史以及政治的思考却没有升华到一个客观的层面上来。作为一个感性的文人，林语堂在站位问题上必然是倾向于苏轼的。

苏轼这个人由于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豁然乐观的个性以及生活方式，让他在文化界和民间赢得了很好的名声，深受很多人的喜爱。所以，林语堂干脆直接给他写了一本传记，那么在这本传记里林语堂难免就会在感情上偏向于苏轼。

而又因为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上的分歧，林语堂难免也会“爱之所爱，恨其所恨”，但是这种由于感情上出现的偏颇，也就很难说林语堂做出的评价是客观的。

王安石有什么理由不打压苏轼？

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后，在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从此让宋朝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对变法利弊的大争论，也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苏轼虽然并不全然反对变法的内容，但他的态度是暧昧的。

他既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但是又并不完全否定，当然，他的这种做法是客观的、正确的，不过在政治上尤其要讲究站位问题，这个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苏轼既不完全支持王安石，也不归属于保守派。

这就让苏轼两头不讨好，而王安石要推行自己的变法，那么他必然要选择那些支持自己的官员，所以他哪怕知道蔡京这个人道德有问题，而且他也知道苏轼不是没有能力，但他为什么宁愿用蔡京也不用苏轼呢？

其根本原因就是他要组建一个完全支持自己的政治团体，但是王安石组建这个政治团体并不是要为自己在朝廷中谋取权力，只不过是为了让变法的内容得到有效的推行，所以像美国的新总统一上台，就立马把各个重要位置的人选撤换成为自己的人。

因此，王安石对苏轼的打压并不是为了壮大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和势利，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把反对自己的人排挤出去，否则他还怎么变法，还怎么搞改革？可见，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规律，王安石打压苏轼不是因为恨他、讨厌他，只不过是出于政治考虑。

而在“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新党大做文章，接着下狱问罪，但这件事和王安石并没有一点关系，只不过是新旧两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的必然冲突，所以这时候被罢相的王安石上疏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新党章惇也积极营救苏轼。

可见，王安石在个人感情上并不反感苏轼，但“就事论事”，政治就是政治，如果你不能在工作上予以我支持，那么我们就算关系再好，我为什么要重用你呢？所以，林语堂的腔调过于偏颇。

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摇摆，助长了党争之风

宋朝搞改革从宋仁宗时范仲淹就搞了一次“庆历新政”，尽管我们不能说范仲淹的变法内容是十全十美，可以让宋朝一下子成为世界强国，但是他大部分的变法内容都是有针对性的改善当时宋朝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但是搞变法肯定就会触动某些利益团体的财路，所以反对声肯定是有，所以这时候宋仁宗就应该发挥出他拍案而决的胆识和气魄，既然支持变法，那么就应该坚定的支持，就算其中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改正。

胆识摇摆的宋仁宗最终还是否定了“庆历新政”的内容，到了宋神宗时，这位皇帝想振兴国家，所以王安石的出现让他们两人一拍即合，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开始后，变法却一会儿进行，一会儿又被废除，断断续续实施了十几年。

随着宋神宗一死，变法的内容立马就遭到了否定，但宋朝的党争是王安石导致的吗？真相或许是司马光上台后全盘否定了变法的内容，对改革派大力打击，这个保守的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司马光甚至连基本的国家完整的意识观都没有，竟然打算割地给西夏。

应该说，保守派执政后对改革派“非理性”的打击直接使宋朝的党争形成一种风气，谁上台谁就完全把持话语权，缺乏理性的思考，而司马光一死，保守派也随之垮台，随着章惇、蔡京等人得势，党争之风更加愈演愈烈。

蔡京甚至还列出了反对派的名单，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称其为“元佑党人碑”，宋徽宗虽然有意变法，但是蔡京却把北宋政治搞的乌烟瘴气。而宋朝的政治环境也围绕着变法成为了一场政治押宝，如果皇帝支持变法，那么改革派得势；如果皇帝不支持，那么保守派得势。

但是从王安石死后，变法就已经名存实亡，反而成为政治角力的借口，到了后期直接成为意气之争，双方针锋相对，互不让步，从而让宋朝政治环境变得极其恶劣，所以，说宋朝亡于王安石显然是让他来背锅。

林语堂是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但他在历史方面的结论不可信。

历史对于王安石变化评价褒贬不一。对于皇帝赵顼的评价是“神”，宋神宗，这固然不是好评价，但也不是坏评价。

1、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的第一个问题是造成“国富民穷”。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都是经济法，以增加国家收入为主，出发点并没错，最终效果达到了一部分；但经济法不能忽视市场作用，如果一味政府调控，会变成与民争利，损害生产效率。

(王安石变法 ▲)

另外，王安石变法的第二个问题是执行跑偏，导致党争出现、朝廷割裂。在变法执行过程中，一些投机官员不择手段，形成了劣币效应。即越是心肠狠毒、不择手段的官员，越是可以通过各项新法从民间盘剥，上缴更多赋税，从而得到更快的升迁。

2、我们可以看出，变法带来的两个问题都很棘手，但短短16年不至于灭亡320年的宋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是可以影响几代，但这种影响主要是经济上。而经济上即便出现金融危机，几十年便可以调整过来。

而政治上，在王安石下台后，强大的保守势力，即对问题进行了修正；而宋神宗在教育、官制方面的改革，还是值得称道的，是利大于弊的。

军事上，王安石变法让国家有钱打西夏，结果宋朝大败；这是宋朝军队进攻能力不行，总不能让提供军费的王安石背锅吧？

因此，作为一个推行16年就失败的变法，其影响力是有限的。

我们再往后顺顺，一个王安石变法，没理由让北宋最后的宋徽宗沉迷艺术、荒唐奢侈、不理国政吧？更没有理由，让南宋宋高宗以莫须有罪名，斩杀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吧？更没有可能，让南宋做出连蒙灭金、连强灭弱的错误战略决策吧？

总之，把宋朝灭亡归罪于王安石不妥。

（宋神宗▲）

林语堂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这明显是历史没有学好的表现。那王安石的变法有没有对北宋的灭亡起到一定的影响呢？这个我认为是有的，毕竟王安石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政治上起到了导向的作用，他的思想和主张直接影响了那段历史。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规模和商鞅变法一样，涉及的范围很广，历史意义重大，王安石变法持续了十几年，整体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宋神宗的离世，变法也就此终止了。王安石变法让国家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同时也触及到了士族和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朝廷内部也出现了派系之争。司马光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反对者。待到司马光执政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被全盘否定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变法的不彻底，也一直被后人争议，南宋高宗赵构就明确表示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利影响，甚至把北宋灭亡这个历史责任也归推到王安石变法身上。

很多历史学家也认为变法没有顾及到实际情况，过于激进，变法的理念虽然不错，但在落实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地方官员执行力大打折扣。因为变法在上层的反对声就很多，让地方官吏无所适从，所以他们只好选择明哲保身。就连宋神宗也因为一幅《流民图》，对变法有了想法。

王安石没有能够团结一切力量，上下并不能统一思想，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长期的党派之争，产生了巨大的内耗，思想和政见的分裂，国家谈何稳定。最后到了没有原则，不管新党的政策有没有利于国家，旧党一概反对。

改革派内部也不是很纯净，不少投机分子也参与其中，他们见风使舵，阴奉阳违。看到那一派得势，就倒向那一方，就像动物里的蝙蝠一样。

因此我个人觉得王安石变法，没有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人心不稳，从客观上造成了北宋政局的混乱，所以说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的灭亡还是有一定责任的。

但北宋灭亡真正灭亡的原因我总结有如下几点：

第一、皇族内部争斗激烈，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甚至不会顾及国家的利益。

第二、从宋太祖开始，慢慢的削减了武将的权力，使北宋军事力量减弱。文官得到了重用，诗词歌赋得到了发展，也使得北宋官员追求享乐。重文轻武带来了消极妥协的生态意识，国防建设没有重视。

第三、团队没有统一的思想，合作协调不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安石纵有天大的能力，又能如何？

第四、北宋的灭亡，纯属偶然，几万金兵就可以把北宋都城攻下，并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等几千人，真的不可思议。我想金人自己都没有想到。

林语堂说北宋灭亡是由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宋高宗的广告词念了一遍。对于这样的黑锅背在身上，我想王安石在天堂也会觉得冤屈。

林先生的说法是中肯的，北宋的灭亡的确与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关系，事实上这一说法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很流行。

首先，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政府遭到严重财政危机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的变法实际上是为国敛财，而不是为民谋利。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始建立正规军的朝代，所谓八十万禁军，就是朝廷患养的正规野战部队，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被称之为厢军，禁军的军费由中央政府支出，厢军的军费则由地方支出，因此，北宋的军费支出是非常庞大的一笔开支。

北宋在立国之初就提倡高薪养廉的制度，因此官员的俸禄极高，一个宰相的年薪高达数百万石，如果按照今天币值计算，最起码也有数千万，而且在这种高薪制下，当官的人自然也会很多，因此，养官对于北宋政府来说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在这两种巨额的财政负担下，到了宋神宗继位时，北宋政府的财政早就已经入不敷出，所以神宗启用王安石，就是让他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与民生无关。

要想坐地生财，无非两种手段，要么开源，要么节流，在王安石这里节省开支是行不通的，军费不能减，政府机构不能减，官员的工资更不能减，因此，他选择了开源，也就是增加税种，在社会总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增加税种实际上就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他要将原本属于民间的财富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

比如，在王安石的市易法中，就规定所有的民间交易行为都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而且每一笔交易都要向政府缴纳交易税，到了变法的后期，甚至有官吏向刚刚卖儿卖女的农民征收交易税。

再比如，在王安石的轮输中，就规定政府要在各地设立一种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能就是负责将当地的特产运送到其它地方，然后从中谋利，这就是史上最牛的农村供销社，这一做法的实质就是国家要垄断商品的流通渠道，于是商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开始走向破产。

在王安石的青苗法中，就规定政府在农民春种的时侯，将贷款发放到农民手中，以保证土地不被荒芜，这种做法看似是为民谋利，实则不然，王安石为每个县规定了贷款数额和回款数额，并且强行让地方大户为农民担保，于是这款规定很快就演变为强行摊派，那些还不起贷款的农民家庭，被政府强行没收耕牛和房产，于是农民流离失所，而那些大户也因连带责任，遭到政府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也破产了。

小说《水浒》就是在描写这个时代的故事，我们应该也从小说中看到了当时巨大的官民矛盾，事实上这部小说就是一部北宋灭亡史。

在王安石变法的五十年后，北宋终于在农民的漠视下灭亡了，要知道北宋的人口已经过亿，而女真族的总人口不过二百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场变法将北宋政权的合法性全部丧失，农民已经在盼望着皇帝被人抓走，正因为这样，金人才有底气进攻中原。

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出自他在观感《孙东坡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时宋朝时局分为改革派（新党）和保守派（旧党），苏轼是保守派的中坚力量，而王安石是改革派的领袖。

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为了贯彻执行新法，在朝堂上对保守派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乌台诗案，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民国文人林语堂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心底狭窄， 自大狂妄， 喜怒无常的小人， 他的心里容不得任何人反对他的意见， 为了推行他自己的那套社会改革新法， 他不择手段， 六亲不认，他以前像王莽 ， 往后像希特勒。

他的变法改革使社会衰乱， 朝纲败坏， 使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 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宋朝正是因他而灭亡。

他是一个庸妄之辈，是一个在思想和人品上都很古怪的人是一个在思想和人品上都很古怪的人， 不修边幅， 仪表邋遢。

在给予他众多负面评价的同时。 仍然肯定了他在个人道德上洁身自好真诚虔敬的优点， 并认同王安石在出任太史期间的确做下了不错的政绩， 堪称能隶。

北宋的衰落并不是王安石一人的责任，王安石多年在地方为官，认知到了国家到了不改革必亡的现实，他想革除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但在改革时，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终导致了改革失败，形成几十年的党争之势，使得朝局动荡，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所趁，几方面的原因一起，导致灭亡。

北宋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皇帝昏庸，奸臣、权臣的无能；其次是军事制度的狭隘性，有宋一朝，武人地位低下，将不知兵，军纪废弛，虽然有效遏制了武将的叛乱，但在抵御外敌入侵时的无能为力一直让后世所诟病！

林语堂对苏轼是个人崇拜，对其敌人当然是比较厌恶，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不能代表历史本质，只是一家之谈罢了。

首先林语堂写过《苏东坡传》，作为苏东坡的粉丝，把苏东坡的政敌描述的坏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

说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倒不如说，王安石变法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就是他提出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一个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开始他的变法图新。

问题在于，他破坏了宋朝士大夫们一个奉行祖宗之法的传统，但是又没有一个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新的制度与安排，王安石是个改革家却不是一个制度建设者，直接导致出现党争。

有了党争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就容易变成政治站队的问题。

把王安石变法类比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和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问题，就能看出两个朝代亡国的根源都在于党争，削弱了自身的竞争力。

个人看法，如有理解不到位请指正。谢谢

林语堂，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研究大家”，他的主要观点，苏轼很伟大，王安石就是祸乱北宋的罪人。

王安石变法前，国家已经财政摇摇欲坠，几乎破产了，官员腐败公开化，能征善战的将领，或降职、或被贬，没有军权以后，被地方叛乱集团连续清扫，开国不到百年军队，就已经完全堕落。其实早在宋仁宗、英宗在位时，宋朝就已经有严重财政赤字。宋神宗即位时，连赏赐群臣的钱，也拿不出来，土地兼并严重，小型起义不断。对辽国割地并赔款，对西夏屡战屡败，英宗在位的时候，西夏几乎连年，对北宋发动战争。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之下，神宗登基后，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希望能扭转局面。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自秦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疏浚了，上万处水利设施，使之后二十年，物价稳定地方财政充盈，人民大受其利。

王安石变法，大幅改善了，北宋濒临破产的经济，增强了军力，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缺陷，种种弊端是主要原因。

变法的缺陷，在于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虽然宋朝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终究仍然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缺乏完备的市场经济， 使得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无法以市场形式，良好的运转，只能借助于政府的调节，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不可能有此能力，完成这个远超时代的经济调节。于是，就变法成了与民争利。

其实，宋朝的灭亡的原因，还得从其政权建立说起。后周政权柴荣，于北征回京后，不久驾崩，留下一堆后宫，与年仅7岁的幼主。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兵血刃取得政权，36岁的赵匡胤，在欢喜的同时，忧心重重，担心武将们，随时来一个复制粘贴，于是“杯酒释兵权”，所有兵权收归皇家。

赵匡胤万万没有想到，就16年后的一天，过50岁生日没有多久，有一天晚上，心情高兴，传兄弟赵光义进宫饮酒，就在第二天的凌晨，赵匡胤死于非命，弟弟成功上位，史称宋太宗。赵光义与其兄，无论战略还是战术，都相差太多，打不赢就割地赔款，委曲求全。对武将的的权力，更加限制，“重文拟武”由此开始。

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认为变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游戏规则，使得“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被完全破坏掉了。因此导致靖康之变中，北宋中央政府毫无章法，错招频出，最终灭亡。所谓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体制里，士大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是，君权的本质，是决策权，皇帝对暴力集团的垄断。

问题还是出在皇帝本身，与“变法”、“与士大夫共天下无关”。其实反对变法的人，不至苏东坡。因为变法，虽然对国家长期的发展有利，但影响到朝中多数官员，以及新兴的地主阶层的利益，仅此而已。

林语堂是文学大学者，连家还称不上，对政治历史的见解甚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