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纪念馆,林语堂的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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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写了这篇悼文，其文如下：

民五年十月十九日鲁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　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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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云》前面的献词为：全书写罢泪涔献予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  林语堂写《京华烟云》时，正值二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各族儿女奋力抗战之际。

林语堂深深的热爱着伟大的祖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就应该义不容辞的将自己的安危和国家的安危紧紧地捆绑在一块，就应该责无旁贷的把自己投入到挽救国家的阵营中去。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他认为“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必须借助小说这种手段来表达”。

扩展资料

《京华烟云》通过描述京城三大家族的起落沉浮，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的深刻变化。该书无论是在背景、内容、人物刻画上，还是在文化习俗的选取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无不体现出这部小说的互文性特征语堂利用其深厚的写作功底将大量来源于中国社会的互文性文本进行转换和重新组织，将某些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片断译成了英语，他的创作实际上伴随着一个隐形的互文翻译过程。

《京华烟云》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虽然《京华烟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在写作手法上，《京华烟云》却具有与《红楼梦》迥然不同的独特之处。 

《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京华烟云》中主要人物亦多临摹于《红楼梦》。其中相似度最高的当属复制于黛玉的红玉，二者在人物形象、性格，以及爱情命运上都颇有相通之处。 当然，二者在人生价值取向和爱情观上亦有不同之处。透过两者的复制和重构可知，《京华烟云》对于《红楼梦》不仅仅是承继的关系，也存在着分离的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京华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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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秭名人应该就屈原和王昭君两人，我翻阅归县志，未发于秭归的别的大诗皇后，但是明末闯王李自成的皇后高桂英，虽然不是秭归人，但是她起家发迹皆在秭归，在秭归兴山（古时，秭归区划几经变动，比现在一县之地要广大得多，曾称归州，是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兴山县长时间是属于秭归的）一地与清军抗战十几年，最后也死在这里，高皇后成也秭归、败也秭归，也可谓是出自秭归了。

孟浩然的确不是秭归人，非要论的话，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在唐朝可能属于归州。

Answer 4

复制粘贴的《林语堂和翻译》

一、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光绪二十乙末）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01年六岁的林语堂入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十岁到厦门鼓浪屿继续读小学，十三岁时入厦门寻源书院。1912年，十七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16年以第二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之后在北京清华学校任中等科英文教员。1919年夏与厦门豫丰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结婚，秋携新婚妻子赴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一年后由于经济原因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教他们读书写字。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927年离开厦门到达武汉,任外交部秘书,为期仅六个月。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1934年另创《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1935年又办《宇宙风》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同年，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译作《中国人》）在美国出版，四个月内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林语堂因此在国外一举成名。而后，在赛珍珠（Pearl S. Buck）夫妻的邀请之下，林语堂举家于1936年迁往美国，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海外生涯，那也是他文学写作的重要时期，他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五十二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于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后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病逝于香港。

　　二、翻译理论

　　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林语堂的一生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写作中，但他仍然写了许多有关于翻译的文章。早在1924年，林语堂就在《晨报》上发表了《对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他涉及翻译理论的其他论著还有《我所得益的一本英文字典》、《旧文法之推翻及新文法之建造》、《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说孽相》、《国语文法的建设》、《论译诗》、《译东坡"行香子"二首》，《译乐隐词》、《英译黛玉葬花诗》、《尼姑思凡英译》等等。这些文章或从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或从实例出发进行剖析，都展现了其中英文的深厚基础。然而林语堂于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193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作的序，即为近万言的《论翻译》（后有收入其《语言学论丛》一书），是他最系统、最全面论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文主要包括了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这两个方面。

　　在对译者的要求方面，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

　　林语堂的这篇论文从翻译实际出发，毫不玄虚，说理质朴。他认为翻译除了上述三条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他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他认为："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应当指出，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他阐述了翻译标准问题，并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与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翻译家的资格。"这是发人所未发的。此外他总结前人的翻译方法，指出翻译只能是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因此他提出"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而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尤其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此外，林语堂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翻译的说法。"因为作者之思想及作者之文字在最好的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最后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文艺翻译家"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林语堂的这个观点与翻译论中提出的译者应是批判家的理论有共同之处。

　　总之，林语堂的这篇《论翻译》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重新提出三个标准，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性质以及文学翻译的任务与方法。而他从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角度也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其翻译理论与现代挑战传统译文从属于原文的观点亦有相通之处。

　　三、翻译实践

　　林语堂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他中年顶峰时期旅居美国的成就。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创作。从宏观的角度看，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个时期，他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因此林语堂的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通过人际关系作多样性的活动，把中国人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辗转传给西方读者，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欣赏。

　　林语堂在谈及英文特点时曾说过："英文用字很巧妙，真可以达到'生花妙笔'的境界。英文可以语大语小，能表现完全的口语化，因此往往感人至深。一些看起来很平常的语句，却能永远留在人的心底"。而他自己的英文写作和译作就是达到了这个境界，"有时随便用英文美语，俗语俚语把中国文化解出来；有时保留艰涩难懂的中文词句，用入情入理、旁敲侧击的手法作有意义的诠释"。他在美国出版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就是最能揉和创意和诠释的一本著作。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本书也可以算作一种译文的选集，不过作者在每一段引文的前后加上更多篇幅的诠释，古今中外，东南西北，融会贯通，替读者作心理上的准备，加上自己的意见，一气呵成。

　　林语堂翻译独特的地方，就是能够彻底消化了心爱的文章，然后夹叙夹议，用自己的创意炮制一番，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和精神，又容易让一般的西洋读者了解。林语堂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挑战的方面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论语》有许多英译本，但林语堂的做法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其分门别类的重编一下，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等等，另有几篇介绍孔子的身世，摘译《礼记》的《中庸》、《大学》和《孟子》的有关篇章，就成为一本合乎逻辑、有头有尾、可读性强的书，使西方读者得到一个概念，知道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儒家的学说是怎样几千年来深入中国人的心的。

　　《老子的智慧》，即林语堂英译的《道德经》，则是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又一重要译作。这首先归功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国学底子以及对道家哲学的颇有研究，使他能够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为其忠实地传递原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地道的英文与其坚持的"传神"的翻译标准使他的译文能够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因此，尽管《道德经》于19世纪就已经开始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其在西方译本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林语堂运用自由诗体所译的版本仍是相当成功的，较其之前的版本在内容气势与风格上更为忠实，文字表达上更为凝练准确，读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

　　使林语堂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创作，然而潜移默化中仍是存在翻译的成份。虽然小说是用英文创作的，但所描述的是从拳匪之乱到抗日战争四十年来的中国故事，因此随处可见充满浓郁中国风味的东西。在创作中有翻译更加完美的一个例子是他的《苏东坡传》，他采用西方传记文学的写法，把这位才华万丈、性情豁达的古人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全书参考的书籍非常丰富：苏东坡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有历史和文献的根据，其中包括他流传后世的千百篇诗词、文章、书信及笔记等。有些他直接翻译成英文成段地引用，如苏东坡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向神宗皇帝的上书；有些讲他镝居黄州，饮酒散淡，如何写出千古传诵的《赤壁赋》，林语堂就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

　　林语堂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赞助下于1973年编纂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在这之前，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即1892年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编纂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以及1932年麦氏（R.H. Mathews）编纂的《麦氏汉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林语堂花费五年时间编纂的这本汉英词典既满足了他数十年的心愿，亦满足了当代汉英翻译的需要。它所采用的检字法是根据林语堂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罗马拼音法简化而成的"简化国语罗马字"，而林语堂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四、中西文化交流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翻译和创作是难解难分的，他的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时"与"地"结合起来，使他肩负对西方读者诠释中国和中国人的责任。他之所以成功，不单是靠文字的精湛，也是基于他热爱祖国文化，同时有独特的见解。他的作品强烈表现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依念，他不仅介绍中国的哲学，而且又广泛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等，因此他的英文著作极受欢迎，且有多种文字译本。与此同时，他还常到各处演讲，宣扬中国文化，在为中国争得国际了解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林语堂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罕有其匹的。他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轰动欧美文坛，并且影响深远，其中有的被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倚为了解中国之必读，一直被视做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作。许多外国人在提到中国的文学与思想时，古知孔子，现代则知林语堂，足可见林语堂作品对沟通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1975年11月，在国际笔会四十一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这是国际笔会成立数十年间第一位中国作家得到此项荣誉。作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的译著作无疑为他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人赢得了骄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林语堂以其卓著的才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所撰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可以反映其抱负以及在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