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毛城,红毛城最后统治者？

Answer 1

红毛城，古称“圣多明”、“安东尼堡”，位于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文中正路二十八巷1号。这座城可以说见证了台湾的发展历程，也是台湾多年来的沧桑缩影。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西班牙驻军在此修建，作为传教化民之地。后来荷兰人将西班牙人逐出淡水，重新修葺。当时台湾人都称荷兰人为红毛，故名红毛城。

1662年郑成功驱逐了南部之荷兰人，淡水之荷兰人见大势已去遂而撤走。后来，郑氏因防清军乘虚攻其北部，曾命左武卫何佑驻防淡水，重修红毛城。郑氏在1683年降清以后，红毛城则任其圮废。

17世纪的航海强权国荷兰及西班牙，已被新兴的英国和法国所取代。1867年以后红毛城长期被英国政府租用，被当成是英国领事馆的办公地点。

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岛以后，英领事馆曾向日本重提租约，于1912年获同意。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接收红毛城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1972年英国与台湾断交后，红毛城又辗转交由澳洲、美国等国代为管理，直到1980年，该城的产权才转到台湾当局的手中。

Answer 2

红毛城（白话字：Âng-mn̂g-siâⁿ），古称「明哥城、「安东尼堡」，位於台北市淡水区。该城最在1628年由当时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所兴建，后来又由荷兰人在1644年 於圣多明哥城原址附近予以重建，又命名为「安东尼堡」，1867年以后曾经被英国政府长期租用，被当成是英国领事馆的办公地点，一直到1980年，该城的产权才转到中华民国政府手中。红不但是台湾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内政部所颁订的国家一级古迹。

台北亂談

Answer 3

两制的方案在台湾的认同0，没有一个台湾人能够苟同，现状才是他们流民意。留意的朋友会知道，我朝基本都已放弃此方案了，所有的官方宣言都不提了。台湾真的是没有大一统思维的有识之士么，当然有，成大批的。台湾人不愿意臣服的只是以GCD为首天朝正负，原因太多，历史上制度上最核心的还是民生民主，只要大陆一成不变，就没有任何一位台湾同胞真心回归大陆。台湾能回归么，我的预测是一定会，但是少则10几年多则几十年，大陆还在改变和发展阶段当一切都已成熟之时，谈判桌上就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需要的是赢得人心，到时候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之流加所有当今的现实问题都是浮云。台海之战我们应当祈愿永远都不要爆发，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生命大于天，我们应当誓死捍卫，中华民族不应再有支离破碎和生灵涂炭。楼主和当初的我有过一样的心情，我也害怕看不到台湾回归的那一天，现在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我坚信中华民族最终能够大一统。

现阶段我不支持两岸政府的任何一方，谁都没有资格，能够真心为民的政府才是我们应当期望的。中国大陆的制度腐败和台湾所谓的民主-乱象横生，都只会带来灾难。我的心中所想是，大陆能够赶紧政治改革，引进和吸收台湾经验，加快制度完善，民生差距逐步得以缩小，那时候民心才能空前的一致，相信也是台湾同胞所希望的。

我看过听过很多不同的声音，当多一些了解，多一点客观的时候或许也能为大局做出丁点的贡献吧。空间里就有篇关于台湾的文章，楼主喜欢推荐给你看。

Answer 4

、日本、葡萄牙、荷兰

1，洪武二年常遇春文忠平之战，一举拔掉都，元顺帝仓皇逃窜，一年后病逝，此战后，明朝修筑了开平卫，俯瞰整个北方蒙古草原，之后的几十年，虽然蒙古人偶有胜仗，但基本都是被明军追亡逐北。

点评：虽说徐达攻克元大都标志着元朝的灭亡，但是在蒙古人败退大草原以后，真正导致明蒙双方攻守易形的则是开平之战，开平是元朝的上都，也是蒙古草原重要的战略要地，夺取了开平，也就意味着卡住了蒙古草原的咽喉，与游牧民族作战，一是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二是要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三则是要抢占到关键的战略要地，汉武帝反击匈奴，第一枪就是在河套平原打响，因此才有了后来匈奴的仓皇西逃，唐朝反击突厥，首战也是先取定襄，才有了重创突厥的奇功，而宋之败亡也在于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宋军痛失战略要冲地，百年来一直处于强敌的压迫之下。开平战役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虽然此战的战果算不上丰硕，但是战略意义重大，此战后，明朝修筑了开平卫，作为继续进逼蒙古帝国的基地，之后徐达蓝玉等人的一连串胜仗，也正是此战打下的基础。遗憾的是，自宣德开始，处于削弱藩镇势力的目的以及文官统治集团的短视，开平卫最终被废弛，松散的蒙古部落联盟得以继续骚扰长城沿线，以至于酿成了土木的惨案和明朝皇帝被俘虏的耻辱，前人攒钱，后人败光，不知当年病势于柳河川的常遇春将军若泉下有知，当做何感想呢。

2，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捕鱼儿海大捷，灭敌数万，俘虏七万多人，北元政权的统治机构被一窝端俘虏到南京来，此战宣告了北元政权的最后灭亡，从此蒙古高原已不再有如成吉思汗时代统一的政权，之后的二百年里，虽然瓦刺和鞑靼在蒙古草原轮流坐庄，却早已不具备抗衡中原的实力，或依附于明朝，或偶尔骚扰，却终难再锨起大风浪。

点评：今天某些蒙古国史家对于北元历史津津乐道，企图寻找蒙古国合法化的证据，遗憾的是，蓝玉将军的大捷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北元在捕鱼儿海大捷后就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之前的明朝灭元以及攻克上都之战，都没有真正消灭蒙古的皇族的话，捕鱼儿海大捷却宣告了元朝帝国的最终灭亡。这些作为元朝正统的皇族们一股脑的被押解到了南京，北元的运作体系基本被摧毁。如果说在这之前，蒙古贵族心中或许还有所谓反明复元的希望，那么捕鱼儿海战役后，希望就彻彻底底地破灭了。从此，逐鹿中原只能成为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美梦。此战的意义在于蒙古草原被分崩离析成了若干松散的部落，时合时分，相互征战不休却难以对中原政权造成致命的军事威胁。而几大蒙古部落也先后向明朝称臣并接受了册封，无论是从现代的国家观念看还是从封建时代的国家关系来看，从这一仗开始，所谓的北元与明朝的对峙已经不复存在，蒙古部落与明朝的关系，渐渐的由国与国的关系变成了地方诸侯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瓦刺的也先也好，还是鞑靼的俺答也好，他们与明朝边镇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册封的爵禄，金庸老先生在《鹿鼎记》中尊清贬明，大谈满清给中国带来了多少领土云云，对比史实，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优秀的小说家未必是优秀的历史学家， 明朝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样强势的军事势头却不能保持持久，明朝前期，面对统一的北元政权，明军铁骑追王逐北，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却为什么不能守住固有的胜利果实，在蒙古已被打成若干松散部落，力量严重削弱的情形下，却没有进一步向蒙古高原渗透势力，却是因噎废食，实行退守自保的战略，明朝之败亡，战略上的短视难辞其咎。

3，永乐八年，明成祖第一次北征，在斡难河战役中大破鞑靼军主力，蒙古各部纷纷向明朝称臣，此战进一步削弱了蒙古各部落的实力，并瓦解了蒙古部落的内部。战后明朝以势力均衡的原则对蒙古的几个主要部落进行册封，明朝在北方的武功达到了极盛时期

点评：从战略上说，明成祖的指挥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稳进。明军充分发挥了立国50年的建设成果，不仅打出了军威，更打出了明军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惊人的战争相持能力。明军用步步为营的方式，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而火器与骑兵相结合的打法不仅成为了蒙古骑兵的噩梦，也对后来明军的战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明军的进攻精神发挥的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战，而这也正是永乐皇帝苦心经营的结果。电视剧《亮剑》里有句话说的好：一个统帅的气质也决定着一支军队的气质，一个统帅的灵魂也将成为一支军队的军魂。明军这个时期的表现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马上皇帝永乐的进攻精神也渗透到他每个士兵的血液中，这是一支在当时世界堪称最强的军队，贴木儿东侵明朝路上病故，与其说是明朝的幸运，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幸运，与这样的一支军队交手，赫赫威名的帖木儿大帝恐怕一生的英明都要付之东流水了。遗憾的是，明军的进攻精神仅仅是在洪武和永乐两朝昙花一现，后世皇帝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大大限制了明军进攻战术的改良，也扼杀了明军的进攻精神。宋朝进攻乏力是因为骑兵缺乏，但是明朝并不缺马，产马的甘肃和陕西西部地区都在明朝手中，内蒙地区的蒙古部落也多是臣服明朝的，明朝缺少的就是有头脑的战略家和有进取精神的统治者。而永乐皇帝却犯了欲速则不达的毛病，整个永乐朝，频繁的北伐虽然收获不小，但是也虚耗了国力，并也使后继者因噎废食。而北部防御体系建设上的短视，导致北方关外卫所日益被孤立，明成祖虽然堪称是明朝大有为的君主，但是在战略建设上却远逊色于他的老爹朱元璋，五次北征带来的边境安宁不过十数年，卫所建设上的严重错误，却贻害了后世几代。

4，明正统14年，瓦刺大军在土木堡将明军打得全军覆没，并俘虏明英宗，名将于谦指挥北京保卫战，大破也先大军，迫使其交还英宗。蒙古军的兵败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先在内讧中被杀，分散的蒙古部落又重新接受了明朝的册封。

点评：十五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段日子，从1449年到1453年，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罗马。他们的首都相继遭到蛮族的围困，不同的是：明朝以其充足的国力和出色的指挥打赢了北京保卫战，而东罗马则在弹尽粮绝后国破家亡，被土耳其人亡国灭种。土耳其在东罗马的土地上把奥斯曼帝国推向了极盛，蒙古人则在北京城下遭受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事实上，土耳其灭亡东罗马是顺理成章，而蒙古军兵败北京也是实力使然。在封建时代，如明朝这样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帝国，只要内政统一经济稳定，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灭亡掉的。宋朝积弱如此，但鼎盛时期的辽国也同样不能灭之，宋朝和明朝最终的亡国，其实是亡于腐败和国内严重尖锐的阶级矛盾，而此时的明朝尚未到这一步。虽然此时的明朝正走向腐败，而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卫所制度已经出现的腐化的情况，但是明军的实力尤存，土木之败确有士兵战斗力下降的缘故，但更重要的还是荒唐的指挥。在明朝朝中，也存在着一批实干派的大臣，英宗被俘虏后，满朝哭哭啼啼，还好有于谦为首的一批明白人坚信明朝必胜。而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在土木堡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后，明朝又在短短的时间里组织了22万精兵，这种惊人的战争动员能力以及物质基础，都是蒙古人所无法相比的。于谦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反而是一个文官，而此战也并非是考验他的战场拼杀能力，而是战略部署能力和统筹规划能力，对于此时的明朝来说，只要可以做到君臣一心，三军用命，此战的胜算就已超过八成，于谦很好的协调了各方面的矛盾，圆满的完成了这一切。这一战明朝打败了蒙古人，但是攻守双方却调了个，从此以后，明军更是龟缩于长城堡垒之中，很少再有大兵团出塞作战的战例。而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的蒙古人，也没有再对明朝形成致命的威胁，至多只是骚扰明朝边境而已。但是之后于谦对于明朝军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还是使明军在一段时期里恢复了强悍的战斗力。从北京保卫战胜利到蒙古放还英宗的这几年间，蒙古人屡次对明朝边境发动进攻，但是经于谦整顿后的明军均将其击败，最终换取了英宗归国和蒙古内讧的结局。遗憾的是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英宗杀害，从于谦到袁崇焕，自毁长城的悲剧不止一次发生在明朝君主身上，让人扼腕叹息。

5，公元1517年，明朝水师在广东屯门和西草湾接连重创葡萄牙水军，葡萄牙军队损失惨重，之后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转而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澳门。此战对明军的影响在于，明朝的战船和火炮都在此战后吸取欧洲的技术得到了改良和革新。

点评：单从军事角度上说，两场战役只能算是小规模的水战，不说和大型海战比，就是和明朝同时期的抗倭战争比也是小很多的，但是这毕竟是明朝水师与欧洲水师的第一次交手，长期生活在海禁与封闭里的中国人也第一次认识了来自遥远西方的陌生对手。葡萄牙人原本要采取征服政策来对待明朝，却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之后陆续西来的荷兰等国也同样尝到了类似的滋味。明朝获得了欧洲的战船和火炮，并使自身的造船与火器技术得到提升，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依然是一无所知。明朝可以为小小的屯门与葡萄牙人大打出手，却愿意为两万两的税金放任其盘踞澳门，100年后，明朝同样为了靠近大陆的澎湖而将荷兰舰队重创，却对其占齤领台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能不说是明朝长期锁国政策的悲剧：但求大陆无事，化外之土不足取也。而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来说，这场战争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明朝的东南沿海与欧洲殖民者进行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使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欧洲人意识到征服中国只是愚蠢的想法，与中国搞好关系谋求经济利益才是正途。于是才有了明朝中后期西方科技的陆续传入，并使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又一个飞速发展的高峰期，也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里的明朝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明朝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都惊叹于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西方科学的渴求精神，如徐光启等有识之士更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科技改良中国的天文，历法乃至农业生产，虽然起步稍晚，明朝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向知识时代的迈进。遗憾的是，随着满清的入关，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被彻底的封锁，之后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宋应星的科技文献巨著《天工开物》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西方，并对西方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力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科技革齤命的早日到来。

6，明朝中后期，倭寇横行，名将戚继光等致力于平倭战争，奋战数十年后终于平定倭寇。

点评：抗倭战争的胜利其实没有多少可炫耀的，几十万明朝大军，却奈何不得区区倭寇，这是骄傲还是耻辱？明朝的卫所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彻底腐朽，幸好还有如戚继光等一批名将，用私家军和募兵制的方式为明朝重新锤炼出一批精锐之师。而在之后的张居正时代，以戚继光为代表的一批抗倭将领也成为明朝军事改革的先行者。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把戚继光称为“孤独的将领”，此话并不为过，在整体军事制度已经腐朽的情况下，这些忠良之士仿佛是一批救火队员，为国家去扑灭燎原的烈火。之后的隆庆朝和万历初年，明朝借鉴平倭战争的经验改良了装备，并对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修补性的改革，使明军在辽东和宣府等地又重新拥有了一批精锐的军队，明朝以此军队打赢了朝鲜战争，也让明朝达到了其发展里程上又一个中兴的顶点。其实所谓倭寇，很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沿海的海商集团，朱元璋欲以海禁拒倭寇，却让倭寇越演越烈，身为农民出身的他自然不会明白这种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里的自然现象的。倭寇平定后，明朝解除了海禁，从此进入了一个对外开放的黄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远达美洲地区。而西方的科技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广泛的传入。但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成为了政治腐朽的催化剂，在政治制度日益腐败的情形下，明朝重演了宋朝越繁荣越腐败的悲剧，明朝专制的封建制度与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形成了巨大的矛盾，矛盾的结果就是权钱交易作为润滑剂。高度发达的对外贸易和繁荣商品经济，与整个国家日益萎缩的财政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官齤商勾结的暴利催化了政治的腐败和国家赋税的大量流失，张居正改革政策的废除以及封建制度的保守与腐朽，使明朝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7，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历时七年打败日本，不但确保了国土的平安，更使日本龟缩于岛中不敢扩张达300年。

点评：直到今天，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依然被人争论不休，原因是明朝在抗倭战争中损失惨重，以至给了满清崛起的机会。但是从今天看，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满清的崛起是明朝自身的腐败所致，虽有抗倭援朝造成军力削弱严重的原因，但根子还要归结到明朝军事的腐朽和内政的失当中去。但是对比抗倭援朝战争，满洲人同样应该叫一声幸运的。从日本内战中走出来的日军，战斗力正达到其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地步，无论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都要比后来的满清强很多，但遗憾的是，日军遇到的是中兴时期的明军，满清遇到的则是没落时期的明军。中兴时期的明军在朝鲜打出了国威，在总兵力远少于日本的情况下，却最终给了日本致命的打击。清朝某些史家评论此战，无不说是耗费巨资，惨胜如败，但是从战争的过程看，明朝打出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胜仗，无论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还是军事指挥能力，都达到了其整个朝代的最顶点水准，日本的失败则是空前惨烈，最后一战的露梁海战，500多艘日船，逃归的不足四十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明朝选择坐视朝鲜不救，待日本势力做大而明朝进入衰落期后，中华江山纵然不会落到满族人手中，也多半会让日本人糟蹋个够戗，这是一场必须要打的战争，也是一场赢得漂亮的战争，之后的满清崛起是明朝自身的原因，即使没有这场战争，以明朝的腐朽速度，那也是迟早发生的事情。清朝史官对于此战的诋毁，多半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战400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清朝的士大夫们居然还有人翻阅史书，去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里寻找破敌的良策。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明朝进行朝鲜战争，前后六年花费800万两白银，而满清单单是甲午战败的赔款，就有两万万两之具，对比之下，这场战争明朝是打对了。

8、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开始争夺东方殖民地。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占领澎湖，明廷下令福建巡抚南居益将荷兰人赶出澎湖，发动了澎湖之战。但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明朝水师无法出动。天启三年（1623年）11月，南居益故意邀请荷兰人前往厦门谈判，在宴会上囚禁荷兰代表团，并乘机袭击烧毁了入侵明朝沿海的荷兰战舰。天启四年（1624年）2月，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乘船到金门，下令明军渡海出击收复澎湖。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7月，南居益又派出火铳部队支援，明军发动总攻，一直打到风柜仔的红毛城下，然后双方又形成僵持的局面。8月，明军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兰人势穷力孤，不得不撤离占领了两年的澎湖。明朝取得了澎湖之战的胜利，成功收复了澎湖。

9、1633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沿海发起了进攻。荷兰人提出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单独贸易，否则将继续开战，此无理要求遭到明朝拒绝，参战的荷兰舰队9艘以及荷兰招揽的50多艘海盗舰队全军覆没。料罗湾海战是荷兰人在远东空前的惨败，郑芝龙的水师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5] 当时凡航行在东亚地区的船只，都必须花钱购买郑芝龙的令旗，否则将被抢劫。从此荷兰人每年向明朝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在远东水域的安全。这对当时欧洲的海上霸主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5

台 湾 历 史

台湾是我大祖国不可分一部分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