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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独子不幸溺亡 莱西这个家庭选择了坚强痛苦中重生

2019-07-11 20:40家装资讯

简介每逢暑期,青岛的一些乡村路边都会悬挂出防溺水的横幅。 文/图 半岛记者 王永端 暑期又至,防止孩子溺水的警钟再次敲响。 7月上旬的初夏,莱西市乡村的气温已经飚升到了35℃。该市西北部一个偏远乡村里,49岁的聂海英大汗淋漓地在自家葡萄地里拔草,而她的丈夫张...

每逢暑期,青岛的一些乡村路边都会悬挂出防溺水的横幅。

文/图 半岛记者 王永端

暑期又至,防止孩子溺水的警钟再次敲响。

7月上旬的初夏,莱西市乡村的气温已经飚升到了35℃。该市西北部一个偏远乡村里,49岁的聂海英大汗淋漓地在自家葡萄地里拔草,而她的丈夫张春正早上6点半就出了家门,去村外打工。此时,家中空无一人,大门紧锁。

早在5年前,同样是初夏,这对夫妻的独子在离村不远的一个水塘里溺亡。那一年,他们的儿子12岁。原本幸福的家,成了一个“失独”家庭。

溺亡背后,每个家庭都痛彻心扉。当噩耗袭来后,再多的自责都苍白无力。

儿子远去,丈夫悲痛中开始酗酒,甚至时不时地朝妻子发泄心中积压的闷气。

泪水与悲痛,可能让人倒下,也可能使人坚强。目睹丈夫时常酗酒,聂海英默默选择了承担家务、照料丈夫。可能不甘沉沦,也可能身受感动,张春正在痛苦中选择了扔掉酒瓶,收起了脾气。独子溺亡5年,虽然伤痛难以抹去,但这个失独家庭选择了坚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心伤

永远离开的儿子

2014年,张春正和聂海英的独子大朋仅有12岁。因为家乡地处莱西偏僻乡村,直到12岁,大朋才读到了小学3年级。

“那天是阳历6月6日,阴历五月初九,刚过了六一儿童节5天。”聂海英告诉半岛记者,“那天是个周五,天气炎热。”因为大朋所在的小学在邻村,和往常一样,早上大朋背着书包向2公里外的小学走去。张春正下地干农活,聂海英则在家中收拾家务。

“孩子小,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我都会在家做好饭,等孩子回家。”聂海英说,6月6日这天下午,她同样做好了饭,等待下课回家的儿子。以往下午5点前准回家的儿子,那天直到下午6点都没有回家。

聂海英觉得“不太正常”:孩子怎么还没回来?

出门看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聂海英干脆来到了村东北角,站在儿子回家的路口张望。“我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看见他。”聂海英说,此时已是下午近7时,而农田里的丈夫也已经下工。

孩子到底去了哪里?此时的丈夫在村里寻找,而聂海英则沿着儿子上学的路向学校走去。半个多小时后,聂海英来到了处于娘家村庄的这个小学,但此时的小学已经关门了。显然,儿子大朋没在学校。

儿子到底去了哪里?

因为儿子在孩子姥姥所在的村庄上学,她就想孩子是否去了姥姥家?但她匆忙赶到娘家,仍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而是碰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

此时已经天黑,听说小外甥不见了,聂海英的两个哥哥急了,在村里和孩子回家的路上打听起来。“当时我们还找了学校的老师,老师说孩子下课后就离开了学校。”聂海英说。

聂海英的娘家人加上张家兄弟,两个家族出动在周边寻找这个没有回家的孩子。当夜,家人在聂海英娘家所在村的一个平塘边,意外发现了孩子的衣服、鞋子和书包。一股不祥之兆立即笼罩了孩子所有的亲人。

难道孩子落进塘里了?站在平塘边满脸惊愕的孩子舅舅已经意识到了意外,于是拨打了110报警。

夜已深,平塘静如镜。一家人就这样守候着这个深不见底的平塘,过了一夜。“当时全家人已经意识到,孩子一定是落水了。”聂海英说,“要不然孩子的衣服、鞋子和书包怎么会在平塘边呢?”

次日,天刚蒙蒙亮,家人花钱雇的专业打捞队来到了塘边。

担心接受不了现实的聂海英被人拽回了她的娘家,“不让我在平塘边看”。

1个多小时后,专业打捞队在平塘里捞出了大朋。此时的大朋浑身苍白,早已经没了呼吸。

■悔恨

苍白无力的自责

平塘边传来了孩子父亲张春正的哭声。孩子已经溺亡了,最后,聂的娘家人将聂海英带到了平塘边,让她看孩子最后一眼。

“我来到平塘边,孩子就这样趴在地上,鼻子里还向外流着血水。”聂海英告诉记者,“怎么也想不到,想不到……”

这一年,孩子仅12岁,孩子的母亲44岁,孩子的父亲47岁。

孩子到底是因何落水,最终无从得知。但孩子在平塘里溺亡这是事实,孩子下水前,父母不在身边这也是事实。

在多方协调下,平塘的挖掘者,最终赔偿了孩子家人一些费用,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孩子的一条命。

30岁那年,聂海英与大自己3岁的张春正成婚。1年后,聂海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看到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已经34岁的张春正比聂海英更高兴。“只要他在家,一天三餐都是他做。”聂海英说,“那些日子他总是晚出早归。”10月怀胎。2002年,伴随着一声啼哭,张家的这个孩子在莱西市中医院降生。

这1年,张春正已经35岁,他第一次做了爸爸。在聂海英的印象里,张春正12年里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孩子,尽管张春正的脾气急躁。

不光张春正拿孩子当宝,张春正的兄弟姐妹都拿孩子大朋当宝。初上小学的大朋,一二年级是张春正骑着摩托车接送,后来孩子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就与村里的孩子一道去上学。

孩子溺亡后,张春正曾一度自责,若是自己送孩子上学和放学,这起悲剧就不会发生。可当悲剧发生了,一切自责都苍白无力。

面对悲剧,身为母亲的聂海英在家以泪洗面,“半个多月都没有迈出家门”。“那几天,我和孩子爸爸就这样躺在床上。”聂海英说,“插着大门,俩人在家不说话,不喝水,也不吃饭。”聂海英的娘家人担心聂海英受不了这个打击,专程赶来照顾聂海英。

昔日,那个少年的欢声笑语和奔跑着追逐鸡鸭猫狗的喧闹声,不再从这个农家小院里传出。这个小院里甚至连电视的声音都没有了,院子里一片静谧。夜晚,当人家灯火通明时,这个小院里却漆黑一片。

“孩子没有了,什么都不去想了,觉得没有了希望。”聂海英说,“满脑子都是孩子的影子,他小时候的笑容、调皮的身影、还有他在我怀里喝奶的样子。”

睹物思人。孩子溺亡后,张春正将孩子生前的照片、衣服、书包以及凡是与孩子沾边的所有物品,全部拿走烧掉。

■崩溃

难以承受的悲恸

烧掉了孩子的物品,并没有阻挡孩子喜怒哀乐的面庞在聂海英脑海里时常浮现。“有时我坐在屋子里,就仿佛看见儿子在院子里追逐小狗的身影。”聂海英说,“追着追着,(孩子)突然就摔倒在地上,吓得小狗四散逃窜。”以前每次有这样的场景,聂海英就小跑着将摔倒的孩子抱起,然后再将小狗打骂一顿,惹得孩子嘎嘎笑。

这样的场景没有了,没有了……”聂海英坐在院子里的板凳上,眼里噙满了泪水。那之后的四年里,孩子时常出现在聂海英的梦境中。“梦中的孩子在平塘的水中拼命挣扎,喊着妈妈。”聂海英说,“有时在平塘的塘坝上喊我妈妈,孩子喊着要回家。”

“孩子要回家,那时他才12岁。”聂海英说,前些年每次做这些梦,她就偷偷地从家里赶到那个平塘前坐上一阵子,甚至会和儿子“说会话”,有时自己去,有时哥哥陪着去,然后抹着泪离开。每年孩子的忌日和春节前,聂海英会带上烧纸,去到那个平塘的塘坝上。

悲痛不光令聂海英挣扎。孩子溺亡后的前两年,以前很少喝酒的张春正开始酗酒,“起初是啤酒,后来是白酒”。“每天都喝,有时晚上一个人喝1斤白酒,边喝边掉泪。”聂海英说,儿子是丈夫一生的全部,当“全部”没了,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靠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靠酒精忘掉孩子的音容笑貌。

有一次,丈夫夜晚又在家里喝多了,她起身去夺丈夫手里的酒瓶,为此两人还吵了起来。显然,失子的悲痛,如一把刀子日夜刺伤着张春正的心脏。

聂海英抢夺酒瓶的勇气并没有封住丈夫酗酒的嘴巴,相反,丈夫酗酒越来越凶,甚至还开始打砸家具,家里的椅子没有,凳子没了,收录机没了,甚至连吃饭的桌子都没了。“都被他砸光了。”聂海英说,“孩子溺亡,谁不心疼。”聂海英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女人,每天在这个破落而充斥着酒精气味的院子里承受着煎熬。

妹妹在家受气的消息,最终传到了娘家哥哥的耳朵里。娘家哥哥赶到张家,要把妹妹带走。此时的张春正瘫倒在地上道起歉来:“哥,我错了,不要带走海英。”

自此,张春正的脾气收起来了,白酒喝得也少了。但半年多的时间里,砸坏的桌子、椅子等家具没有添置,夫妻吃饭就在一个用砖头支撑起的木板上,木板上放着一个红色塑料薄膜。

经历了失子的大悲大痛,这对夫妻不光在家里少于交流,哪怕走在村中的大街上遇见邻居,也常是沉默寡言,低头不语。失子之痛,成了张春正内心深处短时难以拔掉的刺。每每在外看到或听到孩子的笑声或吵闹声,这个已过半百之年的男人总会驻足或多看上一眼。或者,在他的心底,儿子并没有消逝,但事实是儿子的生命最终定格在了12周岁。

12个春秋,让他又爱又恨;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实。

■面对

仍要继续的日子

尽管家中仍没有餐桌,但此时的丈夫收住了脾气,白酒也变成了啤酒。

儿子已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在儿子去世的第2年,聂海英就打算再生一个孩子,以赶走那个噩梦。儿子去世的第3年,聂海英47岁。她鼓起勇气,将自己还想生孩子的想法告诉了50岁的丈夫,丈夫看着她,一脸茫然没有说话。当她一次次地诉说这个愿望后,丈夫默许了这个意愿。可最终,聂海英没有怀上孩子。

曾经,聂海英有段时间消极对待生活,她不做家务,也不下地,甚至厌恶人生。但是看着丈夫一天天苍老的脸和枯柴一般的手,聂海英觉得哪怕两人不能再生孩子,生活也还得继续下去。她变了,开始精心地服侍起丈夫;早早就起床给丈夫做早饭,下午做好了晚饭等待丈夫回家,将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

人心是肉长的,张春正体会到了妻子积极乐观背后的无奈与痛苦。之后,他开始改变。他们建了冬暖大棚,并在冬暖大棚里种植了葡萄,大田里种植了芋头、花生、地瓜、小麦和玉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好起来。他们的家里添置了手扶拖拉机,四合院也建了起来。

以往绝大多数的日子里,张春正出门去打工,而聂海英则在自家大棚里忙活或在家中做家务。

对于一个失独家庭而言,养老的担忧同样困扰着他们。他们除了具有国家为农民购买的保险外,3年前,这对夫妻还开始自费购买养老和生病的商业保险,为以后做准备。

尽管孩子溺亡的阴影渐行渐远,但对于聂海英、张春正以及他们的家人,终究是一个痛。他们后悔没有看护好那个本该继续享受人生的少年。

“5年了,我从没将孩子死亡的消息告诉孩子在烟台工作的舅舅。”聂海英说,孩子的舅舅后来还是知道了,但他从不在电话里向她提及,因为“他知道我承受不住,他也承受不了”。(文中所涉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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