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学术研究,钱理群的具体资料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钱理群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点主要有二，首先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他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

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后，钱理群又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大了本书的影响。

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试验。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小说史"的写作作了充分的准备。1998年出版的《1948：天地玄黄》一书，则是钱理群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可以看出，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观念、方法、形式问题，并努力寻找自己的把握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迅)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越于现实"。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细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

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距离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

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的同时，不可忽略文学史的写作形式(结构、叙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钱理群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作统一的历史考察，即进行"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世纪心灵史"的研究。他的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打破文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严格界限，对20世纪血泪浸透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同代人的自省、反思与理论总结。他依然采取"抓典型现象"的方法，选择了三个具有不同典型意义的现代作家，即鲁迅、周作人与曹禺，由此切人，"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心灵的探寻》被认为是对传统鲁迅研究模式有所突破的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炼狱以后，对自己以及同代(人民共和国所培养的50、6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被扭曲了的心灵(以及被扭曲了的鲁迅观)的自我反省与重建，是作者从长期被奴役状态中觉醒以后第一部"反戈一击"之作。因此，本书的"引言"与"后记"与"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并互为对照与补充。作者在"引言"中明确宣布，本书关注的，不是多少被神化了的、作为"民族英雄"的鲁迅，而是作为"个人"的鲁迅，他的独立的生命的存在与生存困境，以及作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他对人的精神自由的永远的追求，以及他对人(国民)精神病态的痛苦的拷问。本书所要探讨的，不是鲁迅外在的"英雄"行为，而是他的"内心的炼狱"，目的是要寻找"历史伟人与平凡的'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因此，作者选择鲁迅的《野草》(这是鲁迅"为自己写"的诗化"哲学")作为研究的重心与"纲"，以"思维篇"、"心境篇"、"情感篇"、"艺术篇"结构全书，由内至外地展示"鲁迅世界"。本书对鲁迅种种精神现象的把握，始终环绕着"历史中间物"这个中心概念，以展示鲁迅清醒的自省意识，也即彻底的怀疑精神，对于现存世界、绝对秩序以及自我的拒绝与否定，以及在痛苦的挣扎中形成的"反抗绝望"的哲学。作者在本书的靡页上写明"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表明作者自觉地将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对现实中国的"发言"，是与自己的同道者的心灵的交流，因此，本书的写作风格是"演讲式"的(它事实上也是课堂讲稿的整理)，充满了批判的激情，自我剖析的真诚，因此在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之一。作者90年代所写的有关鲁迅的论文与随笔汇成《走进当代的鲁迅》一书，着重于对作为思想家与文体家的鲁迅的当代阐释，其中有关鲁迅思想命题及其独特表达方式的研究，鲁迅小说、散文、杂文的文体特征的研究，对作者80年代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与补充，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打开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他的《周作人论》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发掘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在与鲁迅的比较中，科学地论述了周作人思想、文学发展道路和他的人生哲学的复杂性，探讨了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全面地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包括散文创作、文艺批评、翻译、文体学理论、文学语言理论)与文化研究(包括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民俗学、性心理学)诸多方面的贡献；并对周作人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包括章太炎、蔡元培、李大创、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而为周作人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而他的《周作人传》更是公认为周作人研究中的权威性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与国内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都是通过此书了解、认识周作人的。评论者认为《周作人传》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思辨性"(舒芜)，本书不但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了周作人思想发展、生命流动的轨迹，充分而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也作为人的周作人的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而且以周作人作为一个典型，写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独特价值、精神困惑与危机。对于作者自己，既是对被压抑的内在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唤回，又是严峻的自省。因此，全书是"传主(周作人)、作者、读者"三者之间交叉的精神对话，又别有一种沉思的调子，充满了温馨与苦涩。以后，作者又写有《读解周作人》，这是一次文本的细读，显然是对前两本书的必要补充。这样，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与周作人研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体系。90年代末，在近20年的研究基础上，钱理群终于领悟到了二者的相通，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周氏兄弟是面对20世纪"中国人生存危机，以及向这危机挑战的两种不同的范式"，又补充说：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态(及其选择)一一处于"剧变"与"稳定"，"破坏"与"凝固"，"躁动"与"安宁"，"冲突"与"和谐"，"悲慨"与"闲适"……两极"永恒的调和和永恒的斗争"中，正体现了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周氏兄弟"也就成了具有人类与民族、时代精神史的典型意义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共生体"。在考察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个"强者"的特异的生命形态以后，钱理群把他的眼光转向知识者中的大多数，寻找更为普通、也更为普遍的典型：他发现了曹禺。这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但却是一个"弱者"：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天真，人道主义的过分善良，使他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总是沉浸于人为制造的梦境里；他更缺乏鲁迅那样的彻底自我否定，他太爱护自己，怜悯自己，既不能战胜自己，又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他人与强权。他的一生充满了个人天才的艺术创造，与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既成的社会创作规范的冲突，而以前者屈从于后者为结束。钱理群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所写的正是这样一个精神的"残废"导致艺术的毁灭的悲剧，想像力被意识形态扼杀的悲剧，民族难得出现的天才被大多数人"捧杀"与"骂杀"的悲剧。

这也正是本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在完成了三个"点"的个案研究之后，钱理群又将研究的触角伸向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精神气质，以及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的精神沟通，寻求民族精神史与人类精神史的有机联系。于是，他找到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个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新的论著的正题是《丰富的痛苦》，副题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所谓"东移"既是从西班牙、英国，经由德国、俄国，直到中国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各国艺术家、思想家(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海涅、屠格涅夫，以及鲁迅、周作人……)对之作出各具特色的阐释的过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而本书的作者从这样的历史考察中，不但发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而且对东移过程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阐释。例如，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与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的评价(各自的价值与所存在的"陷阱"、危机)；"独裁政治的堂吉诃德"("专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的概念及其意义("启蒙者的专横")；"女性堂吉诃德主义"("包法利主义")的概念及其意义，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关系，理想形态的堂吉诃德和他的现实实现的"发疯的徒弟"(革命者)的关系，堂吉河德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命运；非政治化、非英雄化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归来"；区分"真假堂吉诃德"的意义；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体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的命题：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思想与行动的后果的关系("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与思想者的毁灭"，"还思想予思想者")；哈姆雷特对"未来"的疑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哈姆雷待(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与俄国"多余的人"、"虚无主义者"，哈姆雷特与人民的关系，等等。可以看出，钱理群是带着本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去思考与展开所有这些理论命题的，这也是对自身(及同代人)的自我反省。强烈的自省性正是钱理群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他努力寻找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之间，研究者自我主观精神世界与研究对象的主观精神世界之间的契合点，进行心灵的对话，追求"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结合。在长期的研究中，钱理群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特殊方式，他称为"单位意象"与"单位观念"的研究，即是"从作家在作品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范畴)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等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于是，他发现了鲁迅的"黄金世界"，"无物之阵"，"夜"，"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人"与"神"、"鬼"……；周作人的"爱智者"、"常识"、"东洋人(凡人)的悲哀"、"风"与"雨"、"苦茶"……等等；曹禺的"残酷"、"挣扎"、"被捉弄"、"向天边外飞"……等等。作为大学校园里的学者，钱理群十分重视科研与教学的相互渗透与促进，曾连续l5年向北大17届的学生讲解鲁迅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并且关心大学与中学文学教育，以相当精力从事学术的普及工作，写有《名作重读》与《40年代小说研读》等专著。他还通过随笔的写作(出版有《人之患》、《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六十劫语》、《学魂重铸》等书)及其他方式自觉地与当代青年，与自己的时代，与社会底层保持精神上的联系。钱理群的学术理想(追求)，集中到一点，即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传统)"。他努力求"真"，即使不能将心里的话说尽，也要尽力做到"不顾及别人的愿望，不看别人的眼色，自说自话：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他的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将(自己、家庭、社会、民族一个世纪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因此他的学术必然带有浓重的批判(自省与反思)的色彩。他一再表示期待"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更富有想像力的研究，将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它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人们可能因为其研究路数的'野'，以及不可避免地疏漏、缺陷，而不能接受；但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新的活力，即使在某些方面是不可重复的，但也仍然显示出创造性生命的魅力，并且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个体性本质。---对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3/2/class002300001/hwz64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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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钱理群的问答

是名医生，上海人，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去北大中文论坛问一下吧。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

钱理群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当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言语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撰写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

钱理群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手工艺 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了本书的影响。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文学史途述方式的试验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途述方式的试验。

对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提出“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

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迅）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直于现实”。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有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蹁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同时，不可忽略史的写作形式（结构、途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在告别北大前开的最后课，讲稿理而成。作者的“鲁迅研究北大开课十余年，而这一次“与鲁迅相遇”却别有意义，它是作者在“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之后，对鲁迅所做的更深的研究与思考。在书中，作者将鲁迅的杂文、小说及书信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大的背景下，结合当下的现实社会和自己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对其做了深入解读 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

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经典阅读”？“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这几年我提出过一个概念：“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几部经典，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文学经典而言，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等等，都是进入国民基础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为他们民族年轻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具体到我们中国，我曾提出这样的设想，要在中学(或者大学)开设四门基本经典的选修课：《论语》、《庄子》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鲁迅作品选读。——当然，究竟哪些是我们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该在中学(大学)开设什么基本经典选读课，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这样的经典阅读，实在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而且，在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青少年时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都不是小问题。现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首先是不读书：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除了课本和应考复习资料以外，没有时间、精力，也无兴趣读其他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家长也不允许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当下中国读书市场上这样的“新袋子”、“红纸”包装，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经验的青少年特别容易上当，但吃下去的却是“烂肉”、“酸酒”，仰赖这样的“快餐”长大，是可能成为畸形人的。鲁迅因此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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