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真的很残暴吗？为什么？

Answer 1

张献忠。作为明末著名的农民军领袖，是和李自成并称的“大西”政权的建立者据说他器宇不凡，生性残暴，好女色，嗜杀，起兵开始他先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堪称是明朝的掘墓人之一，然而让他最出名的，还是在屠川这件事上。

那他到底有没有屠川？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就有关于张献忠屠戮百姓的记载。说他残忍好杀，禽兽不如，他在四川期间，将整个四川杀的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还有说他还借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的。

于是张献忠陷入了士民的共同反对，最后清朝终于挥兵入川，解救四川百姓与水火，最后大清编纂的《明史》信誓旦旦的说“张献忠竟屠杀四川百姓六万万人!!”清政府最后对四川的人口普查发现“四川百姓最后仅有九万”

六万万人是多少人?虽然我们知道古人往往会用夸张的数字去形容历史，但这六万万人......当时的明朝也不过有两亿人。恐怕这六万万人是绝对不对的。

那么，张献忠到底有没有屠川呢?我们来看看这段历史。

七杀碑是不是证物?

出土文物已经证明“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的“七杀碑”纯属虚构，张献忠的原话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在证明“七杀碑”纯属杜撰之后，笔者又找到了张献忠的两道“檄文”：“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攻打泸州的檄文)”“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点。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历史记载，清朝修的史书上有很多记载，我们找几条来看看。

其一，先说上边说的，借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也就是四川的文人士子被张献忠杀光了，然而历史却记载张献忠死后不到5年，清廷就在四川举行了科举考试，清朝在四川当时的省会阆中共举行了辛卯、甲午、丁酉、庚子四科乡试，四川30个县的考生均来参加了考试。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士子都被张献忠杀光了，这次考试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清朝用湖广人口来迁移到四川才有这些士子的，然而，这是张献忠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情，而张献忠死后五年，这些人莫非是张献忠杀死的鬼魂文人前来应考的吗?

其二，张献忠既然屠光了四川人，那么最诡异的事情就是，张献忠用的谁给他种地纳粮，用的谁给他经商运输货物，用的谁给他当兵?

而清军入川，张献忠抵抗战死后，按说这四川大地上只有张献忠的起义军和大约九万人的百姓了，而清军为何竟然不在消灭了张献忠后占据四川，而是将四川省会设在一个小小的阆中，张献忠死于1646年，而张献忠死后直到1659年，清军才攻破重庆，既然张献忠死了，四川也被杀光了，一切也被平定了，那么这十三年里，清军是在和谁作战?也是鬼魂吗?

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真相已经很明显了，张献忠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或许其真有残忍好杀的一面，但他却是以四川为根据地的，并定都成都，他在成都城大兴土木，建设王宫，并成立六部，内阁，委派地方官吏。又颁行新的历书，开科举士并将录用者大部分任用为地方官吏，还对西南百姓免三年租赋，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他的老巢下手的，四川或许有许多人因张献忠而死，但死的却绝对不是所谓的“屠川”的程度。

真正对四川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凶手是谁?

而之所以栽赃给张献忠，无非是因为张献忠干了大清朝所不喜欢的一些事情罢了。

那就是率兵抵抗清军，而四川之所以出现了千里无人的局面，也是因为抵抗了清军。

张献忠抵抗清军中箭而死前，对他的部下说：“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鞑子方外野人，非我族类，如果尔等贪图富贵荣华，怕死求生，降了鞑子，朕在九泉之下也不会饶了你们!”而他的部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坚持对清军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抵抗，而李定国更是成为南明抵抗清军的军神。

因此，清军对张献忠部是十分愤恨的，针对当时四川人对清军的抵抗，清军曾在1649年贴出公告说：“民贼相混，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他们在进入四川而遭到张献忠余部，“摇黄”武装以及南明军队的抵抗，又有夔东十三家义军的抵抗，最后到了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发动叛清，四川人民响应反清复明，而针对当时不屈服的四川人民，清军采取的就是彻底的屠杀政策，这种屠杀延续很久，以至于四川大地空无人烟，不得不让清朝的统治者迁湖广之民填四川，好好的天府之国成了人间之地域。

而清军采取的这种政策，也是有着相当的前科的，比如扬州，嘉定，江阴，广州等，当然，清朝的御用文人们则不会将这些公之于众，于是就栽赃给了张献忠，让这个流民头子的名声再坏一点点。

Answer 2

对于张献忠，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张献忠屠川”这样的残暴场景。然而纵观历史，张献忠真的只能用“残暴”来概括他的一生吗？

其实并不能！张献忠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有人说他是杀人魔王，也有人说他是引兵拒战对抗清军的英雄。

而我觉得，要想知道张献忠有多残暴，我们就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分析张献忠这个人生前都做了哪些好与不好的事？除了残暴，他的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

张献忠，外号黄虎，陕西定边县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崇祯十六年，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带兵攻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年号大顺。

一、张献忠曾两次为朝廷效力，一次革职一次被关狱中，后跟随王嘉胤聚集起义军

早期的张献忠出身贫穷，但是聪敏倔强的他，后来在官府谋得了捕快一职位，只是没多久，张献忠就因事被革职了。

无奈之下，他又想着做边兵，也许张献忠早期的运气不佳，他在军营里因受人欺辱，差点被判死罪。而后鉴于他曾立下过战功，最后的处理方式是打100军棍，关于狱中。

之后，在崇祯元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而朝廷又大量裁汰边兵、驿卒，这些被裁汰下的边兵、驿卒难为生计，而这里面就开始有人铤而走险，拉队伍造反。

于是，以王嘉胤、王自用为领导的起义军便爆发了农民暴动，数月间陕北几十支饥民与边兵、驿卒的造反队伍举起大旗。也正是这样，起义军的队伍发展迅速，明末大起义的洪流便这样开始形成了。

再说到张献忠，张献忠在出狱后，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便在家乡聚集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去积极响应王嘉胤等暴动，并自号“八大王”。

自此以后，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并屡立战功。而他的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因此，像张献忠早期做的这些，也是介于当时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而做出的一些无奈之举！

二、张献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百姓谋福利

在崇祯八年的某一天，因为各路的农民军被官军围困在河南，于是为了突围，张献忠和李自成便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

之后张献忠带领手下的人，在清晨包围了凤阳城，没到半天时间，就歼灭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俘虏了凤阳知府颜容暄，而且还让他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过往罪行后，处以了死刑。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到手的胜利品以及粮仓的粮食都一一分给了当地贫苦百姓。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看到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队追击，于是便抽出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接着就是张献忠挥师出川，率领部队去攻克襄阳。

我们都知道襄阳在明朝当时属于军事重镇，那么军需用的饷银都聚集在城内。于是，张献忠在破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所获的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而这一举动，使得张献忠在当时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

再到顺治元年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争权。在巩固大西争权的时候，张献忠就做了像“免征3年租赋”、“开科取士”等一系列利民的措施。

因此在这里，我们其实能看到张献忠的在与官兵进行多次斗争的时候，他对百姓所做的一切可以算得上百姓眼里的好领袖了。

三、张献忠“屠川事件”，使得大多数人留有对张献忠深刻的残暴形象

那传说中的张献忠残暴的一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在大西政权建立没多久，就遇到清军入关以及南明朝廷的建立。尤其是对于南明朝廷的建立，使得张献忠所在的大西境内就存在很多纷纷投靠南明的士绅。

作为农民阶级组织起来的起义军，他们不忌讳自己的暴力和残酷，就像张献忠部队一直宣传的口号就是：“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正是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总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起义军，并不是因为满腔热血，而仅仅是因为饥饿。

而关于张献忠的“屠川事件”，有一些人认为是张献忠所为，而另一些人认为是清代文人因不敢指责大清，所以甩锅给了张献忠。

根据《明史》、《鹿樵纪闻》、《罪惟录》等相关资料得知，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确是有，但是要将明、清割据势力，以及匪乱对蜀的屠杀区分开来的话，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原因可能还是天灾战乱。

综上，个人觉得张献忠虽然为了建立政权以及巩固政权上杀害了很多人，但是，他在率兵攻打陕西、四川等地的时候，打击了明朝的内部腐败，并且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之后，张献忠还北上抗击满清大军。起码张献忠在民族大义这点上，他做到了挺身而出！

Answer 3

你好我是雨霁晚霞hong，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张献忠真的很残暴，崇祯七年，张献忠的军队由楚入蜀，攻陷夔府、剑州，接着又开始屠杀巴州、通江等地。1635年，张献忠率军屠戮安徽凤阳，直至四川泸州城，见人就杀，似乎就是冲着杀人而来，对于不同的对象，采用的杀人方法也不尽相同。

当时，张献忠的军队只要攻破一座城池，都会将大量的妇女、少女充当营妓，多余的则统统杀掉。当兵败之时，由于部队缺乏粮食，士兵们饥饿难耐，张献忠的残暴手段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竟然杀掉妇女进行腌渍，以便喂养士兵和马。一句话，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杀人魔王张献忠，张献忠吃人的行为，给四川人民的心中印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伤痕。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谢谢

Answer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张献忠在刚入四川的时候还是很注意获取民心的，对军纪控制较严，也几乎不曾有屠杀百姓的事情。之所以后期回出现大规模屠杀四川百姓的事情，是因为明朝残余势力猖狂的反抗彻底激怒了张献忠。于是在他脑海里不止一次的产生了蜀人刁蛮，不可信任的想法，也不止一次的想大加杀戮的报复。最终这一想法付诸实际就产生了血腥的屠川流血事件。

下面，我从三方面对这一事件详细剖析：

一、刚入川时期的张献忠政权

由于文献缺乏,对于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建立政权后实行的政策,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它的全貌了,但对若干文献记载进行汇集和分析,仍可了解其中的部分情况。有如下几项政策,值得注意。

1.在政治态度上,要求辖区居民必须顺从大西政权

这一政策,早在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之前,即已实行。如攻下重庆之后,曾将抵抗过起义军的重庆明军一两万人,“割耳鼻、断手以徇各县,谓抗者如之,能杀官绅、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

这实即公开宣布了所到之处只许归顺服从、不许站在对立面的明确政策。据记载,当时起义军的这一做法曾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是所至皆降”。大西政权建立后,这一政策继续坚持执行,如刚建立大西政权后不久,大西起义军来到简州(今简阳),给当地居民每人发给带有印信的“西朝顺民“四字,只要“载在背上”,即“兵不敢乱”。即是说,居民表示顺从归服起义军后,起义军即不会再对之施加暴力。

由于地主绅士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经验,加之他们一般都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张献忠起义军在建立大西政权的过程中,采取了争取他们合作的政策。

当时,有不少地主豪绅鉴于形势的转变,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各种利益,选择了与起义军合作、出而担任大西政权各级官吏的明智态度。但是,也有不少地主绅士坚持与农民起义为敌,顽固地拒绝与起义军合作。对于这些顽固分子,起义者以无情镇压相对待,这也反映了起义军要求辖区居民必须归服的坚定政策。

在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凡关于张献忠起义军要杀光四川绅士的记载都是夸大之辞,应该认定,这时起义军所杀的绅士,只是那些顽固的拒不合作者。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对在四川的明朝宗室,杀的数量相当多。张献忠之所以大杀四川的明朝宗室,当是因为把他们看作了明朝的具体体现,另外,大概也与他们绝少跟起义军合作的可能有关。

史载,顺治元年八月张献忠起义军进入成都后,获成都王世子,曾经将之封为太平公,后来过了三天,才将他杀死。张献忠之给予成都王世子封号,可能就是要争取他的合作,不久又将他杀死,当即由于他拒绝合作的缘故,否则,这种现象的发生是难以解释的。

2.对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

这一政策在西京成都执行得尤为严格。每天五更,提督衙门派出缉事士卒千余人或扮乞丐或扮医卜,或装商贩,分布于大街小巷,往来巡查,凡有迹涉讥讪新朝者,即于速捕。一至傍晚,则巡缉之兵,或潜入人室,伏入卧榻之下,或上人房屋之上”,窃听人语。并行连坐法,“每一家犯事,左右邻人”一并受罚。四城门不许随便出进,各设官吏“以讥诃出入”。

凡城内出者,要先赴兵马司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第几铺或某坊,民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某人,户首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日回城”。如到期不归,则“先拘左右邻及户首斩杀,后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尽数斩杀”。有自城外入城者,要经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人票,事毕出城,需验缴原票,方行放出。原票失落,即遭处罚。如系本日往还,则于左颊印一图章,至晚出城,需将图章验明,方可放行。如果图章被汗水冲掉,或因磨擦而不明,“亦拘留斩首”。

在政局不稳、斗争激烈的当时,加强治安防范是正确的;但行之过分,给人造成恐怖的感觉,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3.使用和控制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

随着大西政权的逐步建立,大西迫切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组织和管理,因而张献忠入川不久即确定了大量使用当地知识分子的政策。

攻下重庆时,张献忠就已如此,史载:“设伪官左辅右弼九卿文武等官,大抵皆蜀人,而举贡诸生为多。”他在成都称帝后,更马上实行科举,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乡试中者八十人,以温江史鑽传为解元;会试中五十人,以汉川樊某为状元(一云状元姓刘)。

献忠亲自写出一篇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颁布学宫。又设武科,以华阳张大受为武状元。时所设宰相以下各府部内外文武官,多以科举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

张献忠任用知识分子的同时,还进行严密的控制。其招徕知识分子参加科举,有一定的强制性。其不至者,要受处罚,“妻子没入营,十家连坐”。考试之后,“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人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当农民政权刚刚建立之时,对原来并未参加起义事业的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防范,并非不妥,不过,张献忠作如此过分的防范和控制,就不恰当了,对于争取人心是很不利的。

4.追赃助饷政策的实施

大西起义军队伍庞大,征战不断,势必需要数量巨大的军费。明朝的军费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剿饷”,起义军不能用这种名义来筹款,这样,其解决军费的办法,即除了入川时没收官府库藏之外,只好靠正常的赋税收入。

而战乱的影响,必然使正常的赋税收人不易征收;为了安定秩序、争取人心,起义军甚至还需不断减免某些地区的正常的赋役负担;这样,起义军向富民大贾“勒输”款项,就成为解决军费的一个重要手段了。可见,大西政权之实行“籍富民大贾”的经济政策,即意味着“剿饷”之类不正常的加派的废除,意味着对某些地区减免正常的赋役负担创造条件,意味着普遍负担的赋役(在明朝统治时期由于地主阶级的转嫁往往贫苦群众被迫负担其绝大部分)有一部分改为全由富民大贾来负担。

这就是说,籍富民大贾的经济政策,体现出了大西政权的农民政权性质。除了籍富民大贾外,为了解决军费,大西政权还有派军队下乡打粮的办法。如《蜀乱始末》记载:“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打粮的对象,自然主要是“富民”,因此,它在性质上与“籍富民大贾”有相同之处。

5.注意军纪

史书中,关于张献忠起义军在建立大西政权后大量杀人的记载极多,似乎军纪极坏。其实不尽如此。在大西政权的后期,起义军杀人较多,但在前期则是对军纪相当注意。

这只要细读史料,即能发现若干比较符合实际的记载。如《五马先生纪年》记载,简州地区的大西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刚刚到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即“不甚扰民”。现存大顺二年(即顺治二年)三月的“大西炮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更反映了张献忠起义军对军纪的注意,其所提禁约共有六条：

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做地士民领解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

二、“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三、“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四、“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五、“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六、“不许守将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

这样到的规定,如果不是出于对军纪的重视,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

二、明朝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抗时期的张献忠政权

清兵于崇祯十七年上半年，在吴三桂的勾结下打入内地后,民族矛盾从全国范围讲在逐渐上升。但是,四川地区远离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第一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仍占第一位。

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大西政权建立的前后,四川的明朝残余势力,包括文武官吏及在乡的绅衿等,出于对农民起义军的阶级仇恨,加之大西政权的政策对其利益多所妨碍,便多次发起抵抗张献忠起义军进军的事件,在起义军已经攻克的地方,则屡屡发动反扑。

由于大西政权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也有欠妥之处,这使不少一般群众,在明朝残余势力的蛊惑下,也参与了这些抵抗和反扑事件。这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明朝残余在川东重镇重庆向张献忠起义军发起了反扑。

张献忠在六月攻下重庆后,自己率大军继续西征，留下部将刘廷举带领部分士兵镇守重庆,至八月下旬明川东兵备道马乾来攻,刘廷举支持不住,弃城而去,重庆又入明军手中。

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在实行联清灭顺”方针、企图消灭李自成起义军的同时,也确定了坚决消灭长献忠起义军的方针。由于张献忠起义军远在四川,与清军没有接触,弘光政权无法借刀杀人,只能亲自出马。但它派不出军队,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委任高级官员,前往四川加强对农民军的进攻。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之率领起义军来到四川,本意是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而后统一全国。他向重庆进军时,船只上悬有黄旗一面,上书“澄清川岳”四个大字,他派到城里说降的人在回答明官关于“献忠复入四川,意欲何如”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即是:“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所以,在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张献忠尽管对不肯归附者采用了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所杀毕竟不多。不过,明朝残余势力顽固地反对大西政权,使张献忠十分恼怒,以致渐渐地产生了大加杀戮的念头。

这正如史书所载:“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张献忠“侈然有帝蜀之心,故未大纵戮。既以郡县义兵诛伪官,贼众屡挫阻,始有剿绝蜀人之心,肆屠剥焉”。张献忠的这种报复措施虽然是事出有因,但并不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因此其结果是导致明朝残余势力更顽固的抵抗。

三、统治后期的疯狂屠杀

面对明朝残余势力日甚一日的反抗活动,张献忠感到在四川难以立足,逐渐萌生了离开四川的想法。在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他曾想用赏赐金钱的办法,结好蜀地居民,而后派一将领在此镇守,自己则抽身入秦。

但此议一出,立刻受到汪兆麟的反对,他说:

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则然矣。皇上汗马血战,抚有此土,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今弃之往秦,以秦中山河百二,足以增重天朝,此所谓提裘挈领,诚有如圣谕所云据中原首领者是也。

但今群雄并起,皇上弃蜀,焉知其无有据蜀而王者?如东汉之公孙述,宋初之孟昶,元末之明玉珍。此殷鉴不远也。皇上命将镇守之谕,恐贻后日之患……以臣愚意,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其四道府州县之民,另计分剿,宫殿房屋,效楚人一炬,使之千里赤地、万井无烟。

然后弃之他往,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俟皇上收服中原,正位长安,然后驱他省之民,以实户口,则事不劳而功易收。此制剽悍安反侧之善策也。

汪兆麟的这番话,使张献忠在顺治二年(1645年)上半年之前产生过的在四川大加杀戮报复的念头重新引出。张献忠在汪兆麟的帮衬下,开始了对蜀民的残酷杀戮。

主要有如下几起：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张献忠指挥部队在成都搞了一次大屠杀。先杀男子,后逼妇女跳江,“除投缳赴井者莫可查考,其膏锋刃者,男妇不下四五百万”。这场屠杀是在汪兆麟献策的次日下令进行的。

不久,张献忠又以“特科”的名义,对四川的乡绅、士子及医卜僧道杂流进行了一次杀戮。当时,“将发兵四路剿杀”,但“恐有遗漏,且虑激变”,张献忠找汪兆麟商议办法。汪说:“士为四民之首,即释道医卜堪舆之流,皆有智虑,可为民倡。今设一特科之法,托言遴选真才,随才器使,凡一切绅士贡监生童技术,俱调集省城,地方教官点送,有托故不到者,立时正法。如此,则人无不集,然后以计杀之,百姓虽多,皆各顾身家,岂敢为变。从此分兵四出,蜀民可立尽也。”

张献忠很赞成汪兆麟的这一计策,即照计而行。没多久,各地士子俱至,悉收入大慈寺中,以骁勇的士卒千余守住,“共计随行仆从不下万余人,教官且千余员”。十月九日,张献忠忽然传下谕旨:“岁已及除,遴选不及,令教官将诸生领回肄业,俟来春再行调取。”

次日,汪兆麟戎装入寺,命人持牌若干面,上写“某处绅士随牌出寺”,而后牌前人后,各地士子等依次被带出城外,由东关至濯锦桥。时“献忠帅甲士万余,横据桥上,诸人罗拜桥下。甲士举刀乱斫,弃尸桥下,顺流而去。依次出即依次杀,自寅至申方止”。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十日至十五日,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下令除年十四岁以下者外,“其余老弱成丁,不论男妇, 尽杀”,搞得“成都北关外威凤山起至南门梓潼园(一作桐子园), 绵亘七十余里,尸骸山积,臭闻百里外”。

张献忠之所以搞这次杀戮,乃是认为以前所杀者,“皆城市之民,脆弱无为之辈”,“其票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应募入伍者”,“尤为肘腋大患”。

顺治三年(1646年)上半年,在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地方派兵分剿。当时所传给执行任务的各支部队的命令是:“俱要处处残灭,节节搜杀。”定例:每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 准一功,妇人手以四双准一功,幼小婴童以六双准一功。计自 “正月十六日剿杀起,至五月尽回成都,查验功数,男妇不下千余万。”

由于记载以上几起杀戮事件的旧史书的作者,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本身即被张献忠起义军侵犯过其利益,所以都对张献忠起义军抱有成见,他们对这几起杀戮事件的记载难免有失实之处。

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

在杀戮中,张献忠不懂得把明朝残余势力和一般绅士、劳苦群众区分开来,错误地把明朝残余势力的顽抗,视作整个四川居民的反对大西政权,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性。

应该说这是张献忠在晚年犯下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Answer 5

张献忠残杀无数百姓，在清人修的《明史》以及清人笔记都有大量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多是夸大或蓄意抹黑。

有些记载，今天看来就是简直就是个笑话。

张献忠杀了六亿人！

我们来看看清人笔记的记载，那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首杀成都百姓，三日三夜始毕。次杀绅士数十万，次杀川兵二十三万、家口三十二万。次屠成都府属三十六州县百姓，每城户口多至千百万，不能计数。次屠村庄百姓，老少无遗。次杀官兵十二万余，次杀将官五千七百余、各官家属一万三千二百余。次杀兵妻五百有余。次杀随征兵共男妇五十万。”

记录的人如同随军记者一般，将张献忠杀人的批次和数量都“如实”地记载了下来。

如果说这些数字好歹还算正常的话，那下面的记载就吹破了天了。

“东一路，杀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人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人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人八千六百六十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人七千九百余万，女人八千六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人七千六百余万，女人九千四百余万，幼小俱不在其数也。”

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了六亿多人。

当时的中国哪里还会有这么多人！

所以这个数字简直荒谬至极。

张献忠入蜀后荼毒生灵的事情肯定是有的，但说杀绝四川则是夸大和恶意抹黑了。

而这样的夸大很多程度是掩盖了清军进攻四川造成的伤害。

Answer 6

正史之中记载张献忠残暴的有两件事一是，倔了朱元璋的坟墓，另一个就是吃楚王。

1635年张献忠攻破明朝的中都凤阳，全歼了凤阳守军2万余人，张献忠攻破凤阳后，把府库中的粮食和胜利品，都分给了疾苦的农民，随后对皇陵下手，砍光了皇陵的几十万松柏树，还拆了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倔了皇帝的祖坟，把凤阳的富贵人家杀了一干二净。

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占了武昌府城，活捉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处死楚王朱华奎之后，将朱华奎的肉与部下分了吃了。

除了正史记载的两件事以外，张献忠的残暴行为更多的被记录在民间书籍当中比如《蜀破境》《蜀难叙略》等书籍当中。

《蜀破境》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的晚上，张献忠的小儿子从张献忠的门前经过，于是张献忠就喊他的名字，想让他过来，但是小儿子并没有回应张献忠，于是张献忠就怒了，立即下令处死了小儿子，第二天早上，张献忠回想了一下杀小儿子的经过，觉得自己火气太大了，就责怪妻妾们为何当时不给小儿子求情，阻止自己，于是又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妻妾以及杀死自己小儿子的下属。

在《蜀难叙略》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军事上的失败，让张献忠非常的焦虑，每次焦虑张献忠都要杀百姓泄愤，后来清军对张献忠进行围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弃城逃跑，但是内心的焦虑已经存在，没有百姓可杀，张献忠并盯上了自己的部下，每次焦虑的时候张献忠都要杀数万人泄愤，一百二十万的部队，被张献忠杀的已过半。

当然有些事情肯定是夸张了，但是也确有其事。

张献忠之所以这么残暴跟他的性格有关，还有胜利者的一种行为。

Answer 7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十三年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而四川民间一直流传着“张献忠屠川”的说法，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屠杀四川人。

张献忠屠川是真的吗

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街边小贩，对明朝张献忠屠川事件基本都有听说。而在我小的时候，也听家里的老人说过这段历史的悲剧，提及那时川人血流成河、骸骨蔽野的惨酷情景，虽是讲古，家里老人的脸上仍模样形状黯然，欷歔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提问：张献忠为什么要乱杀四川人？家里的老人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平易近。又提及那句到处颂扬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生成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归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在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以及向导农夫革命军打全国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频频夸大这是农夫革命起义的阶层斗争，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的意义是伟大的。我当时当学生，虽不敢思疑书本与老师的准确，但内心却不由得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纪录，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究明白所谓农夫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骇，其残忍水平跨越了咱们的想象。张献忠的这支部队，彻夜不眠的屠杀四川人，就如砍瓜切菜一样，的确就是古代的“恐怖份子”，而被张献忠及其部队残害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平凡的老百姓。这到底是正史还是野史，张献忠屠川是真是假，相信有识之人自会辨别。

张献忠为什么屠杀四川人

说法一：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说法二：张献忠十岁时跟随父亲到四川的资中来卖枣子。父子俩就把驴子拴在一户财主门口的石碑上，心想待卖完枣子后，再去牵驴子。等卖完枣子后，父子俩去找驴子时，见财主的家丁正在抽打驴子。

原因是张献忠家的驴子屙的屎尿把财主的石碑弄脏了。张献忠父子俩赶忙赔礼道歉。众家丁不依，一定要张献忠父子俩跪下用舌头将石碑上的屎尿舔干净才行。异乡遇凶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张献忠父子俩只好忍气吞声跪下将石碑上的驴屎尿一口一口的舔干净。张献忠当时就发誓：“四川人太可恶了！老子有一天有办法时，一定要杀尽四川人！”

张献忠屠川时的恶行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到一处，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付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有栖身古墓，月余而气绝。如行刑者使人犯当时气绝，未能遭此活罪，行刑者亦被剥皮。此命名为“小剥皮”。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天动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Answer 8

二、站在当时历史背景看，没有证据证明张献忠比他人残暴

看待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我在《万恶的旧社会有多黑》、《戈登追杀李鸿章的背后》等文中，都展现了旧中国官军、地主阶级杀俘、杀降、杀民、杀妇孺老幼的大量事实。官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社风、社风影响民风，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人无论多么洁身自好，靠一己之力是难以改变那样的环境的。约束他人，别人不会听，久之，说的多了，自己反而会被孤立。

就拿分吃楚王肉来说，以当时基督教的观点、以今天的观点看，的确残暴。但个人认为那只是宣泄对朱家王朝仇恨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楚王肉好吃。过去有句话，恨谁了，就恨不得“食其肉”。明末，贵族对农民的压榨，使得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大家自然将仇恨集中到朱家身上。虽然这未必是朱家皇帝的责任(崇祯皇帝还做了很多努力呢)，但谁让你是贵族的代表呢?大家那么仇恨，张献忠恐怕也不能不做做样子。其实，以他的地位、身份，好吃的东西多了去，为什么自己要去分一杯羹呢?

三、相关对张献忠不利的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张献忠残暴

Answer 9

大西政权是张献忠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张献忠是陕西人，起义后自号西营八大王。（姚雪垠先生小说《李自成》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强所以部下称西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由安徽入湖广，直取省会武昌。攻破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这年他在武昌将称号改为大西王，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以楚王府为西王府，宫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城九城门也树两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农民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如在武昌派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了二十人为进士，授州县印官（即正官）；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六十岁的汉阳人陈珏还中了状元。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 张献忠还将楚王府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同时扩大自己的军队。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武汉三镇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21人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在武昌呆多久，此时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与张献忠的矛盾加剧，同时左良玉也准备进攻武昌，张献忠便离开武昌向南进攻，进入湖南，武昌不久便被左良玉攻占。此时的大西政权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政权规模也不大。 旧史籍中，关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多有诬蔑不实之辞。如《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承认：“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蜀碧》卷三也说:“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些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 离开武昌后大西军向南进攻，首先攻下咸宁、蒲圻，八月攻下湖南岳州，八月二十五日攻下长沙，明宗室吉王与惠王逃往衡州。张献忠追到衡州，桂王、吉王与惠王逃窜，张献忠便分兵略地，占领湘赣大部。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是与人民的支持有联系的，张献忠在长沙的檄文就说：“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并将杨嗣昌的家产“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在衡州“不戮一人”，在常德“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于是出现了诸如“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造册迎贼”，“峡江邑人执知县以待贼”等情况。 但湘赣也不适宜大西军立足，向东南进军也不容易，在桐城就投奔张献忠的汪兆龄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 明末的四川正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有史料称：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矜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至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撼天沮地，泣鬼愁神。怨气结为氛畛，乐土转为恶域。”四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掀起了遍布全川的“除五蠹”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向川东门户夔州进发，部队号称六十万。由于明军川东的力量薄弱,大西军轻易攻下万县，四月又从万县出发，以“澄清川狱”为号召直指重庆，六月破重庆，杀明瑞王朱常浩及明朝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牌招降各地，不降才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 大西军进展神速，八月已经到达成都，此时成都已经得到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的消息，人心浮动“兵懈城守，民怀去志，多携家口辎重日夜出奔，内外一空。其守兵潜遁者，亦以万计”蜀王朱至澎与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束手无策，甚至想出了决都江堰以固城防的主意，八月七日张献忠开始攻城，用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成都，蜀王自杀，很多明朝高级官员被杀，张献忠派兵四出，占领四川大部。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西王府，仿照明朝制度建立政府。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裁断政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将大西军编为一百二十营，各营设总兵为统率。孙可望为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是大西军主力，中军王尚礼、前军白文选、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 行政措施上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做工精巧，被许多人当作装饰品；出版了新的历书《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天学国师”等。张献忠还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这些措施说明张献忠已经准备以四川为长久的根据地 虽然大西政权似乎已经稳固，但张献忠却连续犯了几个重大错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大西政权的失败： 第一，没有重视明军的残余势力，张献忠撤离重庆时没有部署多余的兵力防守，结果八月马乾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夺取了这一重镇，不久南明建立，任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地主武装群起响应，如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地主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他们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而张献忠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明军这一重大威胁。 第二，忽视了生产，大西军虽然采取了如严格的保甲法稳定社会秩序，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恢复生产，而随着地主武装的崛起，大西的控制区域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遇县耳”。广大农民锝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如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其恶果很快表现出来。 第三，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说过，大西军能取得胜利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但张献忠建立政权后却脱离了群众，产生了天命思想和偏听谗臣的做法，这从他立“圣谕碑”及宠信汪兆龄可以看出来。 第四，出现了滥杀行为，有人说张献忠最初无意杀戮，是在地主武装蜂起的情况下“欲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矣”，但大西军在进攻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时不分好歹，实行”除城尽剿“的政策，认为“ 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者俱良民，乃免死”错杀了不少无辜。又如张献忠在成都开特科时，某些士子“杀监兵数百”“黑夜造反，震惊都城”。王尚礼立即“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按理说事情可以完了，但张献忠一怒之下，将剩下士子定性为“诸逆”并杀之，这都属于滥杀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很坏的影响，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和困难，如“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后来也有后悔的表现，可惜为时已晚。 大顺三年，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和各路敌人的围攻，张献忠决定退出四川，起初准备从水路下湖广，但遭到明军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当大西军到达西充凤凰山时，有探兵报告发现清军踪迹，张献忠不信，自己带了很少的人马去打探情况，结果中箭而亡，年四十一。清军乘机猛攻，失去主帅的大西军人心涣散，被清军攻破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大西军为了获得南明的支持而废除了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