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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郭柯导演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

2020-08-03 10:01阅读(82)

如何评价郭柯导演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2017年8月14日,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纪录电影《二十二》全国公映。就在公映前夕,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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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生命在消逝,但历史不能被遗忘。《二十二》的拍摄过程颇为坎坷,从我决定帮助郭柯到这个片子做完后期,导演郭柯坚持了5年才得以完成。

当我问郭柯为什么要拍这个,他像换了一个人,两眼放光,滔滔不绝的跟我说,这些老人正在老去,可能昨天还有32个,今天就剩29个了,他说他不想让别人忘记他们,他想记录她们最后的时光。

每去一个地方郭柯导演都会发老人的照片给我,然后告诉我她多大年纪了,过的怎么样,他很仔细的记录那些细节,他在记录这件事情,我在帮他记录这件事情,是件意义深刻的事。

成片出来后,他请我去看过一次。两个多小时,我认看完第一感觉就是很心疼。在纪录片里,我能很真切地感受到导演的隐忍和克制,非常客观不带任何强烈情绪的记录。每个老人讲述自己的时候几乎都泣不成声,甚至有时在换场前,我听到对讲机里说,“等一会,等一会,等她冷静一下”“冷静冷静,等一等。”这些声音还没来得及抹去。我和郭柯导演说,你可以保留这些声音,因为影像和表达已经非常克制,如果传递当事人更多真实的情绪,那就可以让更多人感同身受。

《二十二》除了记录之外,最能带给观众的,是能让他们真正的从当事人的角度去了解这段历史,唤起社会对这群人的关心与重视,这个片子存在的价值就能体现出来了。影片并不是用所谓的镜头语言、高超特技去讲故事,只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一段历史,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历史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永远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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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人民日报》)
历史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

8月14日是第五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将在全国公映。中国“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第一次在院线展映,本身就是公众支持和参与的结果,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不忘战争伤痛、坚决铭记历史的态度。

随着历史逐渐远去,今天应如何记忆战争,正在成为新一代年轻人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相对于中韩等国建造“慰安妇”博物馆、推动“慰安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努力,日本政界一些人依然在坚持否认或者回避军事性奴隶的罪行。而近日两个中国游客在德国国会大厦前行纳粹礼拍照,四个年轻人穿着日军服装在抗战纪念地的上海四行仓库留影,也说明对于战争历史的正视,无分国外还是国内,都需要全社会继续扎扎实实地来推动。

纪录片导演郭柯,其实也是一位年轻的“80后”,他的团队将镜头对准“慰安妇”幸存者,用《三十二》《二十二》两部纪录片留下了这个群体的最后身影。《二十二》的镜头并不像通常的反映战争苦难的电影那样触目惊心,而是在平静的影像中,深刻反映着历史留下的痕迹。终身不育的老人,思子而不成,只能整日摆弄心爱的布娃娃;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一生珍爱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最后带着它入土;老家在朝鲜的朴大娘,为感谢中国人民的照顾改姓毛,至今从未回过家乡……

没有震撼的配乐,没有煽情的旁白,影片通过非常克制的镜头记录22位老人平凡的生活,以及日常叙事下波涛汹涌的回忆。只有电影中时不时出现在老人名字上的白色边框提醒着我们,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世:林亚金、陈亚扁、蔡美娥、邓玉民、林爱兰……2013年以来,已有25位老人前后去世。

而对于这些被记录者来说,要把她们的伤痛挖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毅力。让这些老人回忆过去很痛苦,但对这些痛苦记忆的反思,也有助于打破沉默,正面对待和保护战争受害者,帮助她们回归正常生活。同时,这些战争罪行的公开,也进一步揭开了日本在中国推行性奴隶制度的真相,帮助受害者坚持民间索赔,坚持捍卫历史真相,坚持争取国际正义,其作为记忆遗产的意义至关重要。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给抗战记忆留下空间,重视对机关、故居、万人坑、慰安所等遗址的保存与保护。如今“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14位老人,平均年龄已过91岁,我们应该对饱经沧桑的老人给予更多关爱。韩国去年的《鬼乡》、今年的《军舰岛》,都创造了电影票房的新纪录,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走进影院,去触摸一下战争的伤痕,去思考如何捍卫和平。纪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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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这是《二十二》给我最大的感觉。

电影《二十二》剧照

阿婆们平淡地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画面平淡地展示着阿婆们的日常生活,她们平淡地哭,平淡地笑,平淡地讲起自己的亲人,平淡地唱起故乡的歌谣。

就像一座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十分之一,而另外的十分之九都安静地藏在水面下。平淡的背后,是数十万中国“慰安妇”的血泪,是无数华夏儿女那些年被摧残、被侮辱、被损害的过往。是无数的慰安所,无数的万人坑,无数个夜晚的泣血呼唤,无数豆蔻少女还未开始就已经被黑暗摧垮的青春年华。

“这个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这些老人,其实是这些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女性中,运气不错的少数人。

韦绍兰老人

至少,她们在那段悲惨的遭遇之后,还有机会看一看这个美好的世界。而更多和她们有着同样悲惨遭遇的人,甚至没有机会活着看到那些侮辱和损害她们的侵略者,从这片土地上滚出去的那一天。

头一次有影片让我有这种感受:压抑至极、悲伤至极,眼泪永远在眼眶里打转,却又一直哭不出来。那些足以让任何中国人愤怒不已血气上涌的经历,在阿婆们的口中显得并不出奇,似乎只是在讲述一段平常的过往。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在镜头前回忆自己是当年是如何战斗,出身南朝鲜的阿婆则回忆起自己和家人失散的经历,然后唱起儿时学会的朝鲜歌谣。

林爱兰老人

“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 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 只要挖出一两棵 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

没有任何催人泪下或义愤填膺的旁白,导演只是平淡地,安静地将阿婆们的回忆,阿婆们的生活,展现给银幕面前的我们。看着银幕上那些普普通通的老人,那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不知为何总有一口气闷在我的胸口。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影院的观众们都有我这样的感受,我所能感受到的是,影片开始时飘荡在我鼻尖的炸鸡香味很快消失了,99分钟的时间,没有人接打电话,没有人喧哗,更没有人发出笑声。所有人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银幕上阿婆们的日常生活,仿佛那是我们久别的家人,仿佛要把她们的身影牢牢刻在自己的脑海中。

毛银梅(原名朴车顺)老人

当影片结束、灯光亮起,感谢众筹者的字幕出现之时,我回过头,发现放映厅里坐满了和我一样年龄的年轻人。一名年轻的影院工作人员,正站在放映厅的门口小声啜泣着。没有人起身,更没有人催促,甚至也没有人鼓掌。所有人和观看正片时一样,默默地看完了最后的字幕,看着银幕变暗,然后有序地起身,离场。

走出放映厅,我长出一口气。同来观影的同事,有的在默默擦拭眼泪,有的则在表达自己对造成老人们悲惨遭遇的,罪魁祸首们的痛恨。

其实,阿婆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同情。即使有着那么不堪回首的过往,她们依然好好地、平静地在阳光下生活着,在这个让她们觉得真好的世界中认真地生活着。甚至,我们也不需要去痛恨什么。我们要做的,只是记住而已。记住这段历史,记住那些被侮辱和摧残的女性,记住,阿婆们留在银幕上的身影。

只要记住,就足够了。

这不是一部让人开心的电影,这不是你人生中必看的一百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但我还是想说:

如果能找到排片的话,去看一看吧。

赶在八变成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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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团中央问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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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名“慰安妇”受害者:一直被观看,一直在失语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2017年的这一天,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上映。数字二十二指的是拍摄时我国仅存的慰安妇数量(可能会有未经统计的其他慰安妇)。在此之前,同一个导演郭柯还拍摄过另一部纪录片《三十二》,同样关注慰安妇议题。导演称,经过时间打磨,他学会抛弃刻意的痕迹,选择对慰安妇们进行真实记录和“深情凝视”,强调片子的非商业性和人性关怀,博得不少叫好之声。

然而,从《三十二》里展现苦难的韦绍兰老人到《二十二》里克服苦难的慰安妇群体,见证的正是媒体中慰安妇形象从民族主义化、国家伤痕化到煽情化和消费化的历史。慰安妇们一直被观看,却一直在失语,她们面目模糊的群像承载着太多不属于自身的情感和期待,最终将真实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观看慰安妇:一种民族主义视角

悲情形象的慰安妇在媒体中并不陌生,一般来说,慰安妇都是作为民族受害的证据被展现,因此她们的苦痛尤其值得被渲染和突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慰安妇的媒体形象要么是柔弱的受害人,要么是愤怒的维权者。常见的报道有:慰安妇诉说伤痛经历;慰安妇前往日本上诉,状告残忍战争罪行以及慰安妇去世,活证据消失等等。在报道内容中,为了突出日军罪行的可恶和民族苦难的深厚,慰安妇们必须一遍又一遍述说当年遭遇的性暴力。

《二十二》海报

在一些报道和资料中,出于“揭露罪行”的缘由,她们的遭遇被详尽地描绘,包括当年行为的发生过程,身体上受到的损害和伤痛,看到的周围场景等等,都附上本人的名字和照片一一罗列。慰安妇们被视为民族主义话语中的重要标志和民族压迫的象征,远胜于被视为需要保护和关爱的性暴力受害者个体。

2012年,纪录片《三十二》拍摄完毕,这部历时八天就拍完的短片充满着奇观化的摆拍和对当年日军罪行的追问。摄制组把已经有新居的慰安妇韦绍兰老人安排在破旧的老屋拍摄,颤颤巍巍挑水做饭,强调她生活的困苦。采访中,韦绍兰说起一些惨烈的往事,包括如何被掳走,如何被迫害,如何逃离。她的一切悲剧都似乎都源自于战争中的罪恶,苦难的回忆配合着她孤寂却硬挺的身影,在静默的村落里达到了高峰。后来,韦绍兰老人的部分拍摄内容也被剪切到了电影《二十二》里。

《三十二》剧照

《二十二》中记录慰安妇虽然多从个体的感情经验化出发,但依旧不可避免地落入民族主义视角的窠臼。在拍摄上,片子将老人们的悲剧完全归结于日本的战争罪行,且有塑造哀伤氛围以及催动观众感受苦难的努力,例如慰安妇哭泣时镜头拉近给予特写,配合滂沱大雨和露水滴落落的煽情空镜;还有展现慰安妇希望中日和平的愿景等等。在宣传上,片方也一再强调爱国就应该铭记历史,慰安妇在消失,离世的慰安妇还没有等到日本道歉等话题,依旧是将其放在家国历史的话语框架内。

与之对应,观众评论中也有大量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出发的感想,例如有微博网友发言称呼“希望大家拿出支持《战狼2》的热情支持这部纪录片,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二十二》的豆瓣评分界面上也网友呼吁“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个不被日本政府承认的话题”。

被凝视和观赏的慰安妇们去除了私人性,幻变成统计数字,国家损失和“落后挨打”的证据象征,进入国人对于民族压迫的集体记忆,也成为追求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动力。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成为测试日本对待中国野心的试纸,也成为测试国力是否足够强盛的探测器,时刻映射着中国尚未完全走出被压迫的近代史的焦虑。慰安妇个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本人的意愿和情绪,都统统被人忽视并遗忘了。

慰安妇的“去政治化”和煽情化

宣传期间接受采访时,《二十二》导演郭柯强调自己拍摄慰安妇过程中的“去政治化”:“她们是那么朴素而寻常,‘慰安妇’这三个字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她们的,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我拍的不是慰安妇,是人”。似乎对民族主义化的慰安妇形象有所反思,希望将慰安妇还原为普通老人。但这些宣言背后,却又是以铭记历史之名进行的全国多地慰安妇生活纪录,电影中对老人慰安妇身份的关注以及宣传采访里不断被提及慰安妇标签。宣言和行为形成了自我矛盾——本来,导演选择拍摄的就是慰安妇,不是一群普通老人。谈论慰安妇,又想要用“去政治化”的方式重构其面貌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慰安妇及慰安妇制度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是政治的。

更糟糕的是,由于导演宣扬一种看似人道的,“不用苦难吸引受众”的模式,大部分时候都在记被拍摄者的生活琐事。他既打着关注的旗号曝光被拍摄对象的个人生活,又用着几个还在幸存的慰安妇片段式的生活经历代表了庞大群体经历,并没有在表达慰安妇相关的深层社会问题上有所挖掘和建树。

军国主义和时代悲剧已是大众烂熟于心的部分,可战后慰安妇所面临的多重社会压迫却鲜有人关注和了解。在《二十二》中,被拍摄的老人要么有亲人照顾,要么有志愿者看护,生活环境也还算不错,但经济上的困窘可能才是慰安妇们生活的常态。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慰安妇研究中遇到的现状:“经济上, 她们没有收人, 生活窘迫, 很多人无儿无女, 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在我们调查的早期, 曾经听说有一个武汉受害者由于贫病交加, 孤身一人, 实在无法活下去, 就卧轨自杀了。”

韦绍兰一家,奶奶领一月30的低保、只舍得吃白菜,“中日混血”儿子罗占学放牛为生

生活困难之余,不少慰安妇还要以古稀之年经历漫长奔波。为了讨还公道,幸存者要不远万里,到日本东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还要面对诸多媒体的曝光,可谓是身心俱疲的双重磨难。对于慰安妇是否应该打官司,怎么打官司的问题,一个志愿者“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帮助慰安妇打官司,早知道今天这样我当初不应该打扰她们”的发言是《二十二》中仅有的相关描述。

此外,影片同样没有深入剖析和追问慰安妇遭遇的父权社会的压迫,没有反思“受害者耻感”文化是否合理。父权制下,异族入侵的男子对于该族女性的性侵略无疑是对男性最大的羞辱和打击,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对保护者无能的宣告。因此,战时这段不堪的历史,在战后让慰安妇们成为被排斥的村庄边缘人群,常常生活在羞耻和自我责备的压抑中,甚至有慰安妇面临被亲人抛弃,只好孤独终老的现状。

慰安妇的战后生存状态它是慰安妇们遭遇的压迫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这些社会各方多重压迫造成的慰安妇困境,《二十二》没有呈现和探讨。慰安妇的苦难被抽空成符号——泛指的“奸淫掳掠”、意味不明的“曾经”片面地概述她们的不幸。导演郭柯认为影片“和研究是相悖的”,应该关注的是生活细节和性格特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慰安妇们的经历被简化成情感经历:生活情趣配上诗意化剪辑的露水,苍穹空镜头和“远远的看她们一眼”的深情。

《二十二》剧照

如果说对社会问题的回避只能证明影片的侧重点不同,《三十二》和《二十二》中大肆礼颂慰安妇的坚强乐观精神,则可能造成群体解读的误导和煽情。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歌颂了片中的慰安妇:“她们没有那么可怕,更没有那么的卑微。如果大家能见到她们,就会感受到,她们就跟我们自己的长辈一样,很慈祥,很爱我们。”然而,“可怕”、“哭泣”慰安妇的确是这个弱势群体的常态。

近年来,多名国内学者都探访研究过战争幸存者,并对探访到的慰安妇身心状况做出了一些描述。身体上, 她们普遍有慢性病, 如骨头酸痛、神经痛、哮喘、妇科病等疾病;精神上,很多慰安妇都患有精神疾病,有人甚至会时常半夜惊醒。一些没有明显精神疾病症状的慰安妇也常常感到羞愧和自我厌恶。再加上国内慰安妇心理辅助机构严重缺失,慰安妇们往往必须自己适应和忘怀伤痛,并且不时需要应对记者采访,摄制组拍摄和专家调研中的二次伤害,否则很难继续生活。在艰难无助的环境下,少数幸存下来的慰安妇被迫完成的自我疏解在影片里被解读成了令人感动的“坚强”和“乐观”,慰安妇们苍老平淡的面容成了岁月静好的某种样本。

林爱兰,红色娘子军,14岁入党,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成箱从日本人那里偷子弹给部队,现独自生活在养老院

扁平片面的解读配合过度抒情的剪辑和情绪宣言,对慰安妇群体的煽情就此完成。“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韦绍兰老人吟唱的广西民歌歌词成为了励志生活的榜样。90后歌手重新演绎的《九重山》,换上了流行曲风和“世界真好”的宣言,迅速俘获了泪水充盈的观众。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韦绍兰奶奶唱完说道。可好的世界不该让她只能独自坚强。

从失语到发声

就这样,《二十二》和其他众多媒体内容一起,想要用具体的生命故事打开尘封的历史记忆, 但当这些人生故事被要么抽空为空洞的不幸,要么流俗于励志的鸡汤时,慰安妇们的“苦难”被彰显的同时,再次被隐匿了。铺天盖地的关注中,展现的并不是慰安妇,而是审视者的真容。

《二十二》剧照

处于极度弱势的性暴力受害者很难说不,或者很难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于是,慰安妇群体常年处于一边被观看,一边失语的状态。而改变现状在需要更多的经济与心理援助,需要热点过去后,全社会共同的关心和努力。


作者:阿莫

编辑:默默然 小蛮妖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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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描述了“慰安妇”的痛苦经历,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重要历史资料,仅此而言已弥足珍贵。但不能不指出的是,该片缺乏对这一题材作品的突破,即影片重点依然是慰安妇倾诉所遭受的“苦难”,从而对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拒绝正视历史的揭露,仍不够深刻,且没有直击要害。

必须明确,日本一些极右翼分子在慰安妇问题上拒绝反思侵略历史的关键,是否认“强征慰安妇”,并不是否认“存在慰安妇”和否认慰安妇曾经遭受苦难。例如,安倍曾在2007年3月11日上午播出的NHK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由衷地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慰安妇’表示道歉”。2015年3月27日,安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慰安妇是人身买卖的牺牲品,她们经历了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痛苦,想到这些就会心痛。”安倍及其政权拒不承认的是日军曾强征慰安妇,并一再声称,“没有找到显示强征的记录”。

真的缺乏“强征的记录”?今年2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向内阁官房,提交了19件共182项慰安妇问题相关档案。这些资料主要是日本法务省汇总的战后乙级和丙级战犯审讯记录,足以证明二战时日军参与强征慰安妇铁证如山。

材料的发现者、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林博史向媒体表示:“档案清楚地证明,日本军方曾强制征收慰安妇。”例如,“巴达维亚审判25号事件”资料记载,日本海军驻印度尼西亚特别警察队原队长,在审讯时向法务省相关人员作证,称“奉奥山部队命令,将约200名妇女作为慰安妇带到巴厘岛”;“坤甸审判13号事件判决书”,则有“很多妇女遭受粗暴威胁并受到强迫”的记载。毋庸赘言,这些参与者的证言,比慰安妇自身的揭露,更具有说服力。按东京大学教授外村大的说法,“如果政府面对这些档案还是不改变见解,那么他们应该说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直接显示强征的记录’”。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本可“以其之矛,击其之盾”,即以日方资料揭露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表现手法,没有得到纪录片导演的运用。

总之,若能突出日本军强征慰安妇的罪恶,继而叙述慰安妇的苦难,不仅能更深刻地揭示造成苦难的本质,而且能驳斥否定强征慰安妇的谰言。若能如此表现,是否能使整部影片更具有深度和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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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由80后导演郭柯执导的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正式公映。

影片讲述的是22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们平淡的晚景。

01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用更刺痛的词——是沦为日军的性奴隶,用作发泄性欲的工具。

但注意,上文中用的是“至少”一词,说明这还是保守估计。难以想象,当时全国有多少慰安所,有多少被迫走进慰安所的慰安妇。

然后在2012年,有人用纪录片的形式把这个群体推向了银幕——导演郭柯的一部《三十二》引起了人们对慰安妇群体的广泛关注。

这个片名是因为12年,国内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三十二人。

记录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可惜,《三十二》这部43分钟的短片没能在全国上映。

可在短片拍摄后的短短一年,影像里的三十二名老人却去世了十位。于是,郭柯赶紧四处筹钱开拍同样题材的《二十二》,他想留住这段历史。

终于在8月14日,这个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在院线上映。

在《二十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又不断有老人去世。

从12年的32人,到14年的22人,如今只剩下了8人,时间在流逝,数字也一直在减少,《二十二》可能就是这群老人最后的绝唱了。

02

在《二十二》这部纪录片中,共有22名女主角,平均年龄超过了90岁。

女主角们来自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和海南五省。但不管在哪里,她们的生活看起来都如此的相似:

太阳出来,起床吃饭,靠着墙根晒太阳;偶尔和过路的村人闲聊两句,但更多的是沉默;太阳下山,就端着椅子回屋……日复一日。

非常平静,非常可爱,和我们自家奶奶外婆的生活,不会有两样。

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女主角们都背负着身心伤痛,惨烈到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直面。在我们看起来乏善可陈的无聊日子,是她们用了自己全部的努力才活下来、过下去。

山西老奶奶李爱连曾两次被捉进慰安所。日本人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当时的李爱连只有18岁,她连着吃了8根,然后就落下了胃病。

李爱连

可镜头里的李爱连靠在炕上,和重孙子一起看着《西游记》,荧幕里的孙机灵诙谐,老人就跟着重孙子一块儿笑。

几十分钟一晃而过,完全感觉不出老人曾经历过那些事儿。

林爱兰老人曾是抗战时期的一名“红色娘子军”,被汉奸出卖,抓进了日军的慰安所,以至于一生无法生育。

林爱兰

可当她再次提及日本人时,面色如常,看不出分毫的悲痛与凄惶。

韦绍兰老人被掳走后,趁着日本士兵不注意逃出生天。到家,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

她还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从此,丈夫的眼神,村人的议论,儿子的身世成了老人一辈子的苦楚。

韦绍兰

可老人却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

在所有老人的身上,相比于那段痛苦的历史,活着才是现在最大的主题。

她们有很强的生命力,“她们非常纯粹,她们所发挥的价值,能让我们联想到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03

有人说,这是揭人伤疤的事情,所谓的记录历史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刀割般的疼痛。

这个问题博库君也很关心。

但看到广西老人何玉珍对着导演组说“你们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后,便打消了心头的重重疑虑。

郭柯

这位80后年轻导演问的问题有自己的底线,他并不会对老人们反感的事情追问到底。他说,看到老人们的眼泪,就不会去多问了,你只是个晚辈而已,不是导演。

而整部影片也相当平静,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没有血肉模糊的描写,没有刻意贩卖苦难,只是静静地诉说。

静静地为我们展现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只是老人们的真实生活。

郭柯说,他希望将“慰安妇”老人们的生存现状尽量真实的呈现给大家,同时让这段历史世代留存。

也许,郭柯拍摄这部影片的本意并非延续延续仇恨,而是要正视历史。面对伤痛,我们无须终日怨恨,但求一刻不忘。

致敬这些可亲可敬的老人们,愿终可以被世界温柔相待。

7

慰安妇”这个名词以前是不为人知的,是日本侵略者为粉饰自己的罪恶而提出的名词,部分人称“慰安妇”为军妓。

所谓的“慰安妇”是日军所囚禁的性奴隶,与军妓有着本质的区别。变态的日本人将“慰安妇”视为战略物资,运送至各战场供日军消遣。在二战中日本所掠夺和拐骗的中、日、韩慰安妇高达40余万,实际上妓女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都是良家妇女。

起初人们不了解这个名词,在国内的部分地区受过这一惨痛遭遇的妇女们,往往被当地人称之为“日本婆”,并受到歧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苏智良先生在海外参加会议之时,首次听到“慰安妇”这一称谓,并在随后的岁月中,通过口述史研究,逐渐揭示了日本这一惨绝人寰的制度,“慰安妇”一词才逐渐为公众所熟知。

九十年代以后,关于“慰安妇”题材的影视作品逐渐被搬上荧屏。

数量不多,也主要被归为抗战题材的片子,如《慰安妇七十四分队》(又名慰安妇集中营),《军妓慰安妇》。近来韩国对慰安妇事件十分重视包括《最后的慰安妇》《雪路》《我要说》等等影视作品均与慰安妇相关,人们通过这些影视作品也一改之前对于“日本婆”的歧视,转而大体了解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但影视作品毕竟有其艺术性在里面。即使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但往往不为人所信服。中国近几年来先后推出的《三十二》和《二十二》是以纪录片,采访慰安妇老人的角度揭示了这一历史问题。较之其他影视作品更有说服力。

同时,这些老人从魔窟逃离之后,至今已近七十年,她们对于自己惨痛的经历,对于如今的生活,对于世界的态度,究竟如何,文字或许很难表达,而通过影视,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的表情,态度,生活的状态。便于人们通过眼睛进一步审视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地思考。

《二十二》这部纪录片没有任何刻意美化或仇视的情绪在,就是这样普通的镜头,娓娓道来,讲述着那段惨痛的历史。人们刻意见仁见智,这就是记录片的作用,它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也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研究的史料,其意义不容小觑,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8

世界那么好,吃野东西我也活下来看看

你们来看阿婆,阿婆就高兴

我等不到裁定了,你们替我坚持下去

......

《二十二》,一部很沉重的记录电影。

昨天,海南最后一个慰安妇没能等到裁决,离开了这个世界......

截止电影上映,影片中的老人,已经从三十二到二十二,又到了九,我们看见的这些数字,都是经历了地狱的亲历者们真实的一生......


老人们正在凋零,那段历史的痕迹,也越来越淡。

但我们作为中国人,至少应该记得,在八十多年前,有一群本该像花一样绽放的女孩子,却因为战争而饱受非人的凌虐,给她们造成的那些伤痛,直至今日,依然无法愈合


这部记录电影的拍摄历经了重重波折,作为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能在大荧幕播出,就已经实属不易了。好在不愿意遗忘这段历史的声音还有很多,好在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将这段历史尘封,那么多人为了它而奔波,直到今天,我们终于能在电影院看到它


电影用平实、客观的镜头将焦点对准了幸存者们现在的生活,并未一味的问责历史,激起观众的仇恨与敌视;也并未刻意挑起老人们的伤疤来博取关注,而是用一种克制又善良的拍摄手法、拍摄意图,将这几十年沉重的过去融入到了镜头下秀丽的风光里


面对过去的经历,老人们不愿意多说


这段历史有多长,老人们的痛苦就持续了多久。我们能做的已经不多了,正如导演所言

“她们是我们奶奶辈的了,不能再伤害她们了”

“她们是人,不是慰安妇”

记录下来,只是让后人记住,曾经我们因为积弱而让同胞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好在时间带走了太多,谈起现在,老人们依然能开怀大笑


如今,大多数老人已经离世,剩下的,还在努力的活着......

最后,感谢有这样一位导演,在娱乐化如此严重的影视行业,依然坚持本心,用镜头记录下了这段不容遗忘的历史。

截至今日,日本法院虽然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却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老人们败诉并驳回上诉......

截至今日,日本首相依然还在参拜靖国神社......

截至今日,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铭记历史,勿忘苦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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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看过影片,但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寇的伟大抗战史要铭记!日本法西斯分子,用“慰安妇”残害同胞的屈辱史,要牢记!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认罪并反醒,让历史悲剧不重演!

由此,我以为《二十二》的题材好,值得拍摄播出。尤其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今天——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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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纪录片来分类,《铁西区》属于“直接电影”的范畴,而《夜与雾》属于“综合式纪录片”

而《二十二》则像是一部运用了叙事片手法的“四不像”纪录片。

它的画面,是纪录式的;但它的声音,并不是全部同期声的,而是经过了大量处理和剪辑(比如在很多场景,你都听不到嘈杂的环境声);大量缓慢的镜头,抒情的调子,前后呼应的葬礼,预设在灵车开启方向、早已安排好的的摄影机,都让人觉得,影片人工干预的色彩过重。

正像《铁西区》是通过对当下的记录去呈现一个剧变的时代,而《二十二》这样需要回顾历史的题材,我想,是不是可以借鉴《夜与雾》与《悲哀与怜悯》的制作方式,比如将对“慰安所遗址”的展现、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慰安妇”的看法、历史影像资料的汇编以及“慰安妇”现在的生活境况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对“慰安妇”的苦难历史与种种现实的遭遇(如歧视、性别弱势、政府补助问题与村民伤害)进行更有力的辨析。

如此,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将会有更为详尽的揭露与展示,那么这类题材的纪录片则不仅仅具备人文关怀与历史文献的价值,也能具备普及历史与反思历史的深层价值。

《二十二》本可以成为一种思想电影,但很遗憾,它切入的思辨问题少之又少。

导演过于温柔的视角,把悲伤抹去,最终让影片成了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也许,《二十二》注定成不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对吸引全民关注慰安妇这个话题,绝对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祝贺、感谢郭柯,也希望他不要停止自己手中的摄影机,将创作未来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