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门阀的兴起不是一天完成的，士族门阀的衰败而至退出舞台也不是一天完成的。论门阀士族的兴起，其源头则在东汉末年，其制度渊源则在察举制与门荫制度。曹丕采纳陈群九品中正选官制，则制度化的维护了士族的政治利益。当然，士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宰执天下的统治性力量实则在东晋，经东晋末桓玄，孙恩叛乱，以庶族刘裕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实则宣告了皇权的再度回归，门阀的失势及寒族的崛起，经梁末侯景之变，江陵被陷，士族势力元气大伤，后隋挥师南下灭陈，士族门阀彻底破产。
汉魏之际士族势力得到了制度化的巩固
两汉国家选拔人才国家正式的制度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就是州郡长官向国家推荐州郡内优秀的人才，谓之举“贤良方正”，比如曹操，就是二十岁以举孝廉进入仕途，征辟制相当于国家向社会招募优秀人才。国家非正式的获取人才的方式是门荫制度。
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也就是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省部级干部）干满三年，可以推荐宗族子弟一人为郎官。
因读书而做官，因做官而累世为官，因为官而门荫子孙，因举荐贤良，而门生故吏遍天下，于是乎出现了很多世家大族，比如东汉末袁绍所谓四世三公。国家的从政机会因而被这些世家大族所垄断，这代表了士族的崛起。
汉末统一北方的曹操在人才是实行“任人唯才，唯才不唯德”，在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士族垄断政治的格局。曹操去世，曹丕继位，曹丕采纳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建议，全力笼络士族，这使得魏初得到抑制的士族势力再次大幅度抬头。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有三点，一是强调门第身份，二是行状，也就是个人才德，三是定品。九品中正制是魏初至陈末的主要选官标准，影响四百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察举征辟制后，科举取士前，第二套选官方案。由于魏初的九品中正制主要看重门第出身，因此无疑在从政机会上更加倾心于士族大家子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制度的问题是士族子弟获取高位的机会多，非士族的小地主子弟获得政治高位的机会少，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比如西晋张华，曹魏年间出身寒族，官至司空。但不管怎样，九品中正制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利于士族的选官任官制度。
东晋士族门阀政治的出现
在东晋以前，士族确实有很大了政治势力，但还不足以挑战皇权。比如西晋政治权力牢牢的把握在司马家族的手中（贾南风干政士族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即便出现了八王之乱，并没有出现能够挑战皇权的士族。而晋室南迁之后，晋室衰微，北方乔迁士族中出现了能够左右皇权的力量，朝政则完全被这些士族所垄断。要是没有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的辅佐，名不见经传的晋元帝司马睿能够称帝，是不能想象的，所谓“王与马，工天下”。东晋是真正的士族门阀政治，士家大族权力高涨垄断军政朝政，成为皇权无法制约的力量。依时间顺序分别掌控朝政的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以上士族，都是通过一个家族掌控军政朝政，比如，王导，王敦，王羲之，庾亮，庾翼，庾冰，桓温，桓尹，桓冲，谢安，谢玄，谢石等等，皇权只是橡皮图章。
门阀政治是作为衰落的皇权的替代品而出现的，士族门阀不仅垄断军朝二政，也垄断参与政治的机会。那些士族子弟多可以坐致公卿，而不须具有实际的政治才干，当然这并不是说士族都是庸才，实际上一个家族垄断朝政必须具备领袖群伦的实力和能力。士族门阀政治一方面要面对强势皇权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寒族士人势力上升的威胁。当皇权与寒族势力都上升时，士族门阀政治也就宣告了它的衰败的到来。
士族腐化与寒族势力的上升
任何一个统治阶层一旦固化，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堕落，一旦堕落他们所赖以维系的统治地位就将岌岌可危。
出生于地主阶层的士族的根基在于读书与做官，士族本质上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然而，到了东晋末，这些享有尊崇社会地位和垄断政治权力的士族出现了大面积的腐化堕落。这些士族子弟以清谈为高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中长大，因而行为但求放达，不以实际事物为怀，而在政治地位士族子弟上又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因而一旦从政他们很显然缺乏实际的政治能力，或者简直是不屑于俗务。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从这则来源于《世说新语》中的小品记录可以看出，来源于琅琊王氏的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做桓冲车骑参军的时候，竟不知自己任何种官职，至于具体的公务，简直答非所问，其本人颇以不关心俗务为高，并且主官还不能对失职的士族子弟进行追责。这些毫无政治能力的士族子弟可以轻易得官，于实际政治又能有何种益处呢，更为关键的是这种风气为社会所褒扬，就不能不说是大的问题。
东晋末发生的孙恩叛乱对士族的打击可谓非常之大，这一次叛变彻底的改变了士族门阀的政治命运。
在这次叛变中，身为会稽内史的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被杀，谢安侄孙的吴兴太守谢邈被杀，参加淝水之战的谢安次子徐州刺史谢琰战败被杀，还有谢冲，谢明慧等等更是满门被杀，一时间东晋高门将才殆尽。与此同时，寒族出身的将领刘裕走向历史的前台。孙恩之乱后，宋齐梁陈四朝掌军的大多是寒族子弟，高门在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将才。军权的丧失让士族门阀再也没有了对抗皇权的资本。
东晋末，通过镇压桓玄，孙恩叛乱，出身寒族的刘裕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实力。刘裕对朝政和军政获得了绝对的掌控权，刘裕走向前台这意味着皇权的强势回归，强势的皇权自然不能容忍挑战皇权的士族门阀势力的存在。因此，刘裕对待士族，一方面他进行拉拢，尊之以高位，另一方面又限制士族参与实际的政治。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就是寒族势力的崛起，在中央有所谓“寒人掌机要”，在地方则任用寒人为典签，通过典签监督地方军政大权。可以看出士族在刘宋时，于政治的影响力是逐渐边缘化的。
到了梁末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之乱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毁灭是致命性的。处于建康为中心的士族保受战火的摧残。随着侯景之乱的结束，西魏又出兵攻占江陵，那些刚刚经历侯景之乱逃到江陵的士族又被西魏掳虐迁往长安。这些士族子弟或死于途中，或沦为囚徒，再也不复昔日荣光了。即便，不发生上述变故，我个人认为，士族绝无承担治国理民的重任的可能性。
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今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贲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颜氏家训》里面记载侯景之乱前后的士族子弟，简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体虚气弱，怕热怕冷，看见马叫竟然以为是老虎叫。这样的士族子弟何能军国大事，虎与马尚且不辨，怎能治国理政。门阀士族已经病入膏肓，而不可治。
公元589年，隋军攻陷建康，陈朝亡，隋尽迁门阀士族及权贵于关中，门阀士族亡。门阀澌灭，属于寒族的时代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