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大“殡”

皇帝大殓之后,要将灵柩停放一段时间再进行安葬,停柩待葬称为“殡”。殡取义于“宾”,装载死者的灵柩将离家远行,好像宾客,故称。

在周朝,人死入殓后有殡于西阶的习俗,并规定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据《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在唐代,皇帝大殓后,执事官员将载着皇帝灵柩的灵车引人西殿安放用熬好的黍稷拌好鱼腊等八筺设于棺柩的前后左右,用来迷惑蚂蚁等,使它们不至爬上棺材。先用绣满花纹的绣黼盖上棺材,再盖上三层承尘的布帷。用修整成方一尺、长六尺的柏木,每一根都头向内,层层累积成房屋形状,然后用白泥四面涂好,称为攒宫。

清代，丧葬制度规定,皇帝本人不论死在什么地方,在小殓、大殓之后,必须将灵堂设在紫禁城的乾清宫中,因为乾清宫自明以来,是皇帝正式的寝宫,死后停灵于此,是取“寿终正寝”之意。但在乾清宫停放时间一般不超过27天,此后即将棺椁移送殡宫停放,称为“暂安”。

皇太后、皇后死后,多停灵在慈宁宫、寿康宫、宁寿宫。在此期间,选择吉日正式葬人陵寝,称为“奉安”。

清代皇帝的殡官不在同一地点,顺治、康熙皇帝的殡宫在景山寿皇殿,雍正皇帝在雍和宫永佑殿。乾隆以后诸帝,除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外,其他均在景山观德殿。皇太后、皇后的殡宫大多散处北京城郊一带。

自殡至葬有一段时间的间隔。这段时间,在生前没有预先建造陵墓习俗的朝代,即是穿治墓穴、筹备葬礼的时间。其间隔时间的长短各朝皆有不同。先秦时期实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制度,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和庶民一月。到了汉代,因为皇帝生前预筑寿陵,故葬期大为缩短,都没有遵守这一规定。

如文帝死后7日入葬,武帝死后10日入葬,明帝死后11日而葬,章帝死后12日而葬,似乎并没有具体停尸日期的规定。至唐、五代,葬期长短不一,十分混乱。

宋代各位皇帝的葬期亦不相同,宋太祖赵匡胤为5个月22天,宋太宗为6个月18天,宋神宗7个月23天,宋仁宗6个月27天宋英宗7个月19天,宋神宗7个月19天,宋哲宗6个月25天。明代的帝、后葬期均未行古代“七月而葬”之说,只是皇后有梓宫发引“例不出百日”的记载,皇帝只择吉而葬,或长或短没有定制。明太祖朱元璋死后7天即葬孝陵,而光宗死后竟停灵一年才葬入庆陵。

山陵使

为了处理皇帝的丧事,在五代时期和宋代专门设有“山陵使”一职。在宋代,皇帝死后,专设“山陵五使”。

山陵五使是指负责皇帝丧事的五位官员:山陵使、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和桥道顿递使。其中山陵使统管全局,从修建陵寝到丧葬礼仪等皆做主持,事必躬亲。山陵使例由宰相担任因为是为治丧而设,故宋人呼之为“凶相”。因“凶相”主持丧事,人们认为其身上带有凶煞之气,如果丧礼完毕而不辞职,就会威胁新帝的安全。

如韩琦任宋英宗山陵使,英宗丧事办完后仍不辞职,不久神宗崩逝;王珪任神宗山陵使,正巧哲宗不久也死了。宋人从迷信的角度考虑,认为其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同时,皇帝的崩逝,新帝的登基,往往是多种政治力量斗争的时候,作为宰相这重要权位,自然是权力斗争的焦点,因此,山陵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后不能不辞职。

丢官减禄,自然就凶了。丁谓在宋真宗时任宰相,真宗死后,充任山陵使。他相信风水之说,认为在现今山陵百步以上,法宜子孙,为了让继位的仁宗多生儿子,因而擅移皇堂(玄宫)位置,命雷允恭领工数万人穿治地官。挖掘中,先是土石相半,接着又出现了泉水。雷允恭害怕不能成功,中断了挖掘,遂又回原址造陵,致使工程延期。而宋代定例,皇帝死后必须于七月内安葬才能入衬太庙受享,超期则不可。

参知政事王曾到山陵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就向皇帝上奏丁谓包藏祸心,故意令雷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址。太后得知此事,非常震怒,于是削去丁谓宰相官职,不久又把他贬往崖州任司户参军。丁谓贵为宰相,却因为山陵一事处理失宜,致削职被贬,一落千丈,下场悲惨。

宋神宗崩,蔡确为相,接任山陵使,灵驾发引前夕不宿于两省。护送灵驾途中,往往自己先前行驰去数十里之远,只求自己方便安顿,而灵驾一行在后,不能很好地照顾、安顿,山陵事毕后,又不上章求去,故被人弹効,以“为臣不恭”和“贪禄固宠”罪名罢相。章惇任宋哲宗山陵使,因大雨路坏,灵驾在泥泞中前进缓慢,致使灵驾露宿野外,遂被参劾对皇帝不恭,罢宰相,知越州,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有人作词戏之:“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似是为山陵使而罢相,在人们心中已形成一种共识,以至到了南宋淳熙年间,宋高宗崩,欲差山陵五使。王季海时为宰相,深以为忧,于是就授意当时任礼官的尤袤,说当北宋全盛时,在巩县建陵,才差派山陵等五使;现在南宋偏安临安(今浙江杭州),只不过是暂且攒宫于临安,不当置五使,只派总护使就可以了。

于是只派了一个总护使了事。王季海时任高宗宰相,并没有罢相之嫌,他却战战兢兢做了这一切故事,可见山陵使不祥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