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提问：崇祯上吊自杀之前，传旨手握重兵的“大佬”进京救驾，为何都见死不救？难道大家都盼望着崇祯早死、大明早亡吗？

1、哪些“大佬”是崇祯最后的稻草

先来看看崇祯死前传旨让哪些“大佬”来救驾吧：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崇祯下诏天下救援京师。到三月五日，见无人前来救驾，就封总兵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为“伯”，六日再次下诏征各镇进京救援。

三月七日，崇祯终于迎来第一支救驾军：总兵官唐通到了。崇祯命他和近身内臣杜之秩守卫居庸关，又命令太监王承恩守卫京城。

但这支救驾军成了投降军：三月十五日，唐通、杜之秩向李自成投降，三月十八日傍晚，外城陷落，三月十九日拂晓内城陷落。崇祯吊死万寿山，王承恩陪其一同吊死。

唯一到来的总兵居然和内臣投降，北京城因此门户大开，此后李自成大军如入无人之境。那么，其他几位“大佬”干啥去了？他们如果能如期到来，会不会成为崇祯生命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呢？

2、吴三桂、左良玉、黄得功接命救驾后在干啥

正月下诏进京救驾，到三月五日无人前来，只好给四人封官，除了唐通赶来又投降，其他三人的救驾表现各不相同：

——吴三桂：接到救驾命令时，吴三桂在宁远。13天后率军赶到达山海关，随后率军赶往北京城。三天后即三月二十二日，率兵到达玉田一带，这时北京陷落、崇祯自杀。吴三桂马上率兵返回山海关，此后吴三桂在大顺、大清之间开展政治投机活动。

从宁远到山海关2100多公里，用时13天，平均每天行军160多公里。而从山海关到玉田（河北唐山西北处）全程约195公里，每天的行军速度是65公里。

多么令人生疑的速度啊，这样的速度无论如何不能叫急行军，更不是入京救驾的节奏。后人为此推测，吴三桂之所以慢慢腾腾，目的只有一个：企盼大顺早日攻破北京城。

——左良玉：接到救驾命令时，左良玉正在武昌。崇祯封左良玉为宁南伯，授他儿子左梦庚为平贼将军，承诺救驾成功后让他们父子世代守卫武昌。同时命令给事中左懋第顺路经过时，督促他出兵救驾。

左良玉接命后没有出兵，而是写了一封出兵计划书，让左懋第带回北京。结果，书递上去崇祯还没来得及看就自杀了。左良玉这样的做法，解释也只有一个：你死你的去吧，只要我和我的大军活着就行。

——黄得功：接到救驾命令时，黄得功正在庐州，崇祯临死前把他封为靖南伯。史书中对黄得功接命后的动向并未记载。只是在南明立国后，黄得功被晋升为侯，同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一起开设四大兵镇。

3、“大佬”们为啥不起兵救驾

为啥崇祯下诏救驾，“大佬”不积极响应？原因只有一个：救驾之旅也是丧命之旅，谁也不想再走“谁拼命救主，谁为此丧命”的老路。对此，袁崇焕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无一善终的现实，让天下人不敢救驾，下面有个统计，不算战死、投降的，看看被崇祯处死、罢官的文臣武将都有谁吧：

——崇祯二年，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杨镐因萨尔浒大败被处死，弃尸于闹市示众；大清兵临北京城，兵部尚书王洽被下狱；袁崇焕被下狱；钱龙锡被罢官。

——崇祯三年，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下狱处死；杀袁崇焕；钱龙锡被下狱；杨鹤被下狱；孙元化被处死、弃尸于闹市；刘宇烈下狱、遣送戍边。

——崇祯六年，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被革职。

——崇祯八年，因皇陵失守，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被下狱处死、弃弃尸于闹市。

——崇祯九年，杀巡抚都御史王楫。

——崇祯十一年，罢免卢象升，同年兵败战死；罢免方逢年。

——崇祯十二年，罢免孙传庭，被下狱；罢免熊文灿，被下狱；因边境失守，诛杀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33人被处死、弃尸于闹市。

——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佥都御史解学龙和他推荐的黄道周；熊文灿被斩首示众。

——崇祯十四年，总督郑崇俭被处死、弃尸于闹市。

——崇祯十五年，罢免谢升；王朴被处死、弃尸于闹市；吏部尚书李日宣等6人被下狱；兵部尚书陈新甲被处死、弃尸于闹市。

——崇祯十六年，范志完、赵光抃被处死、弃尸于闹市；周延儒被处死。

崇祯即位后因战事杀过7名总督：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加上战死的文臣武将，到崇祯临死前，能领兵救驾的也没有几个人了。

在崇祯眼里，没有一个文臣武将是可以信任的，正如他临死前的遗言“诸臣误我”。哀大莫于心死，对于崇祯来说只有一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因此他回绝了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求南迁的建议。

三月四日，崇祯最后一次在平台召见文武百官说“作为国君应为国而死”，李邦华请求让皇太子去江南，也被被拒绝。也许从那一时刻起，崇祯已彻底抛弃了江山、抛弃了他的文官百官。

其实，手握重兵的“大佬”，之前就已抛弃了自己的皇帝。最后，让我们借用崇祯死前遗言来评价下崇祯：“我因无德，干犯天怒，降下这场大灾……”这样看来，崇祯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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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是电影“功夫”中，斧头帮召唤分舵小弟的暗号。

李自成快要打进北京了，崇祯也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救命啊！”深情呼唤各地手握重兵的大佬前来京城救驾。可惜和者寥寥。

吴三桂：“成功？我才刚上路呢！”

张泽清：“等我病好了，我立马就勤王！”转身奔南方投资置业去了。

唐通：“不给钱我认了，可是您给个监军太监算怎么回事儿？”

王永吉：“早想来勤吧，你不让勤，现在你让我勤我就得勤？”

左良玉：“我正在拟定一份很有把握的出兵计划！”

地方大佬为什么不出兵？没钱缺粮是一个表面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寒心。

勤王行动，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赢，一个是输。

侥幸赢了，等待你的结果有三个，一个是袁承焕式结果，被皇帝犯疑心整死；另一个结果是获得崇祯的擢升——代价是继续战斗，乃至战斗到死，如曹文诏等；在以上两种死法到来之前，还得无比提防文官们把你弹劾死。

正常发挥，输了呢？将军难免阵上亡，大家干的就是这个差事，阵亡并非没有思想准备，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后没有名垂千古，反而死的不明不白，甚至被怀疑诈死，无法封妻荫子，毁掉一生名誉，这方面的例子是孙传庭。

哀莫大过心死，在大家的观望中，崇祯跌跌撞撞的走向煤山。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上自缢，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

明思宗手中唯一能指挥的部队，孙传庭在崇祯十六年在潼关战死后，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明王朝还有兵力部署，有解倒悬之急的本钱。

纵然明思宗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性格不肯迁都南京，但是大明朝的大部队还在。

第一，左良玉手中当时还拥有三十万部队。左良玉本来在山海关抗击后金，后调入关内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实力不断壮大。为了笼络左玉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给左良玉加封宁南伯，并给他的儿子加封平贼将军，并允许世代镇守武昌。

二、山东总兵刘泽清，掌控军队不下五万。

三、大明朝总兵官高杰手中也掌控五万多人的军队。

四、时任辽东总兵的吴三桂拥有五万大军，还有当时大明朝最厉害的骑兵—关宁骑兵。

虽然明朝还有这么多部队，但是其将领无不各怀心思。比如左玉良面对兵部的寄递，迟迟不肯发兵勤王，在他递交作战计划时，李自成以攻破北京。

明思宗把宝全部押到了吴三桂的身上，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但此时的吴三桂以给自己留下降清的退路。当吴三桂还在行军路上就已经听说崇祯帝已经自缢的消息。

山东总兵刘泽清当接到兵部奏报时，在路上缓慢前行，又以坠马受伤，不肯奉旨。再说，高杰，本是李自成的同乡，但因和李自成妻子邢氏有不正当关系，怕被李自成发现，才降明，知道李自成不会放过自己，又知道明末易主的大势，也拒不发兵。

综述这些地方割据，崇祯皇帝是调动不了，故意拖延。明朝灭亡已成定局。

崇祯帝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卢象升孙传庭等其他大将战死，被督军太监和大臣合伙诬陷上奏要么临阵脱逃要么诈死潜逃，忠心耿耿为国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前车之鉴在眼前，面对勤王之命，那些拥兵自重的将军当然是万般推脱。

明末拼死在前线的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大将，吴三桂收到勤王回京命令时已经晚了，还没到达北京，北京就被李自成攻破，崇祯帝身死，其他如左良玉之流，在乱世中壮大，拥兵自重根本对朝廷没有敬畏之心，更何况朝廷对待为国尽忠之人如此刻薄呢，更不会尽心尽力了。

朝廷待忠心耿耿之人如此，寒了其他将士的心，而且明末乱世中，有兵就有地位，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当然不会消耗实力去与农民军死磕，最终以北京城破崇祯帝身死而告终。

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在崇祯十七年的春天终于走到了尽头。连年的水灾，旱灾，蝗虫灾，加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更加快了大厦将倒的步伐。

三月，李自成的部队开始围攻北京城，崇祯皇帝登上煤山，望着京城之外的连天烽火，长长的叹息，这位刚刚三十四岁的皇帝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据史载，崇祯皇帝也曾下诏天下救援京师。但始终不见救兵的踪影，难道这些武将们吃着明朝的俸禄都在等着明朝灭亡吗？

下面，请听有书君浅析其中缘由:

一、“救命稻草”少的可怜还都不可靠。

当时，眼看李自成的队伍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了，而发出去一个多月的来京城勤王救驾的诏书如石沉大海，没人理会。

焦虑不堪的崇祯皇帝把驻外的武将扒拉了一个遍，发现此刻竟真的找不到几个忠诚可靠，能来救驾的将领了。

无奈之下，崇祯皇帝锁定密云总兵官唐通、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驻守武昌和庐州的左良玉，黄得功四人，再一次发出求救诏书，同时发去厚重的封赏诏书。

然而却只盼来了一个唐通。崇祯还没来得及欢喜，唐通已经打开居庸关投降了。剩下的除了一封左良玉写的出兵计划书，连人影子也不见一个。绝望的崇祯帝看都没看那计划书一眼，就上吊自杀了。

在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当时是面临覆亡命运的崇祯帝挽回国家命运的一个赌注。接到救驾命令后，吴三桂率军13天赶到了山海关，随后继续赶往北京城。三天后，率兵到达玉田一带，这时北京传来崇祯自杀的消息。吴三桂马上率兵又返回了山海关。

各位看官注意了:从宁远到山海关2100多公里，用时13天，平均每天行军160多公里。而从山海关到玉田（河北唐山西北处）全程约195公里，每天的行军速度是65公里。

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军速度，有书君真想替崇祯帝质问一下这位吴大人:你确定这是去勤王救驾而不是入关旅游观光的吗？只有一种可能，吴三桂根本不想去救驾。

就这么几个人，还阳奉阴违，各有各的小算盘~那位说了，大明朝泱泱大国，也出了不少有名的文臣武将，国难当头，用人之际，怎么就剩这么一盘散沙了呢？

二、局势恶化令将士们对朝廷失去信心。

不得不说，崇祯皇帝是个时运不济的国君。由他接手的大明朝已经是危机四伏，满目疮痍了。

但是，如果他不那么刚愎自用，做事缺乏担当，或许明朝不至于终结在他的手里。

唐通在居庸关投降后，李自成的农民军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曾谋划南迁。

南迁在当前的形势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能想到这样做，可见崇祯皇帝还是不缺谋略。但办法有了，崇祯又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

纠结了很久，因朝臣中有反对的声音，最终没有南迁。本来明朝是可以通过首都南迁划江而治的。结果，李自成大军压进，朝廷几近瘫痪，局势变得更加恶化。

然而崇祯并不为此事自责，反而全都怪到文官头上。临死前还留话说:文官个个该杀！

崇祯十四年年底,松山,锦州形势吃紧,崇祯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小心泄露了，一时间舆论大哗，面对各种“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

本来已和皇太极达成的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之后明军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中疲于奔命，更加速了走向衰亡的步伐。

这种做事做人，如果换做普通人，恐怕也会众叛亲离了，何况是一国之君呢。危急时刻，将领们选择明哲保身也无可厚非了。而由他一手促成的的残破局面，则更令将士们斗志全无，对朝廷彻底失去了信心。

三、薄情寡义令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将士们不来救驾，是因为崇祯帝对大臣们的薄情寡义伤透了大家的心。他们认为，忠心耿耿未必有好下场。袁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崇祯杀袁崇焕是为后世人最迷惑不解的，也是在当朝影响最恶劣的一件事。袁崇焕曾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驾，还曾获得崇祯帝所赐尚方宝剑。

就这么一个被崇祯所器重的忠心耿耿的戍边重臣，因擅杀毛文龙，崇祯怀疑其与东林党有染，后又中皇太极离间计，终致错杀。

袁崇焕无罪遭受凌迟之苦，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开始有整支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

崇祯帝多疑而刻薄，又对屠戮大臣有瘾。有人做过统计，崇祯当朝十七年，共处死过文武高级官员近50人。其中因战事杀过7名总督，加上战死的武将，到崇祯临死前，能领兵救驾的的确也没有几个人了。

可以说，崇祯皇帝对待文武官员的冷酷无情，跟他的老祖宗太祖皇帝朱元璋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雄才大略上，又跟太祖朱元璋无法相提并论。

在崇祯眼里，没有一个大臣是可以完全信任的。

剿灭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军立下大功的孙传庭，因为谏阻秦军北上蓟辽，就被以“恃娇”之罪被革职下狱三年之久，正是这三年里，李自成才有了做大的机会。

无人可用的崇祯下诏将狱里的孙传庭放出来，却只给他五千残兵去抵挡李自成的50万农民军。孙传庭捐躯报国后，崇祯居然又疑其诈死，家无抚恤，人无谥号。

中国人尤其注重生前死后的名誉，这么薄情寡义的老板，哪个员工不心寒？况且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给力的将军都被整死光了，文武百官人人自危，谁还会傻到死心塌地去卖命？

通过以上分析，有书君认为，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之前，手握重兵的大佬们无人前来救驾这件事，反映的就是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人生配置最终惨败的故事。

抛开大佬们的明哲保身自私自利不谈。作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既没有帝王应有的胸襟，又没有帝王该具备的担当，刚愎自用，多疑焦躁。严重的性格缺陷应是他最终悲惨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当国家安危和个人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很多人会放弃个人利益

但当个人生命安危成为这个选择题的第二选项，那么就得考虑一下了！

入京勤王，看似可以光宗耀祖、但实际上饱含杀机，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

左良玉、吴三桂等人，是万万不会选择快马加鞭前来救援的！

因为，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政治资本，至少在他们眼里是这样的

手握重兵的大佬们，是真的不敢打么？

理性的思考下，如果顺利保卫京城，个人结果会是怎样？左良玉拥兵三十万，讲道理保卫一下京城是很有可能的，毕竟李自成就算拥兵百万，如果想要打进京城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重兵防守下，加上坚固的城池，的确是可以延缓李自成的进攻，甚至说保住京城

但问题来了，崇祯会允许这种情况吗？要知道上次有人打到京城，还是在袁崇焕时代，皇太极一路杀到京城，虽然最后被打退，但袁崇焕却被投入大狱，凌迟处死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左良玉深知自己比起袁崇焕，案底还要厚，如果此次入京勤王，如若城破则损兵折将，自己的实力大损不说，还彻底和李自成撕破脸，届时跑路的话，手下将士来个不愿意，搞个什么兵变的就很麻烦了

如果守卫京城，崇祯得以保全，自己的命运可就不在自己手中了，到时候是用是杀，全在崇祯手中。所以，这是一场命运不在自己手中的战役，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坏的，左良玉没有理由去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至于吴三桂，离得远就不说了。兵力有限且早就消极抵抗的三桂同志，压根就没想过要进京保护皇上，否则也不会在山海关这个地界儿，等待着自己的抉择（投大顺还是投后金）所以，三桂同志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为崇祯卖命，所以打不打就很次要了！

凡事总有例外，如果他们怀揣忠肝义胆，要搞一波呢？

吴三桂很奸诈、左良玉也不是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但问题来了，如果他俩喝点小酒上了头、壮了胆，非得保护一下崇祯同志呢？会不会有转机

那么问题来了，左良玉为啥要喝酒？为啥要壮胆呢？原因很简单——左良玉打不过李自成！！！一直以来都是剿匪能手的左良玉，一度打的张献忠抱头鼠窜，如果不是张献忠机灵，偷偷的跟左良玉表明“鸟尽弓藏”的利害关系，左良玉就给张献忠砍了

可就是这样勇猛无敌的左良玉，偏偏打不过李自成。是的，每当此二人交战，结果就是左良玉被打的满地找牙，所以就算拥有30万雄兵，左良玉依然是忌惮李自成的

如果左良玉引兵出征，去攻打李自成的部队，按照惯例必然是战败，更别提入京勤王了。如此一来，会有两种后果

第一种，明朝被灭了，左良玉作为前朝“忠臣”，必然会被大顺赶尽杀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无非就是落得个忠君报国的好名声而已

第二种，明朝没灭，在八方勤王军的努力下，崇祯缓过来了。好，左良玉勤王不利，必然会被治罪，至于是死罪活罪要看崇祯的心情

结论就是，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对于左良玉来说，都是单项选择题——凶多吉少

至于吴三桂嘛，他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水平，虽然他手中的关宁军战斗力还是挺高的，胆从没跟李自成交过手，且长途跋涉后会不会被人以逸待劳一锅端也是个大问题，所以对于三桂同志来说，如果要打，那就得好好“安排”一下，断然不能一股脑猛冲

看来入京勤王是个技术活，这俩人最后是怎么做的呢？

崇祯倒很慌，为了让这些个大佬出兵又是封官又是许愿的，比如左良玉同志，就获封伯爵、儿子也成了将军，甚至说还偷偷约定了，如果勤王成功，就让左良玉时代镇守武昌，意思很明白——左大爷，哥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朕答应你，如果你成功了，除了朕的江山，朕什么都答应你！封王，不！封候，不！让你当雄霸一方的土财主兼地方老大！”崇祯如此真诚，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诏书十万火急的下达后，左良玉一改武将鲁莽行事的风格，既不当机立断表示出马也不一口回绝，而是开始做计划。什么计划呢？就是出兵勤王的计划，而且是按照年月来进行细致的推敲，调兵遣将反复斟酌后，他满意的将此计划交付送信人，并表示会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可笑的是，这封计划书还没送到京城，崇祯就在景山自缢而亡了

手握雄兵的左良玉，倒也是个爽快人，二话不说就投了南明政权，只不过他并未为光复大明出功出力，反而是挑起是非，成为最大的搅屎棍

至于吴三桂，倒是二话不说开始行动；可问题是等到三桂大爷走到山海关的时候，李自成就攻破了京城，不得不说，巧了啊！到底是三桂故意放慢了速度磨洋工还是说他早已到达山海关耐心的等候，我们就不知道了

根据左良玉的前后表现来看，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什么好鸟，简单来说就是一介武夫，既不忠君，也不爱国；儿三桂同志呢，自始至终都没怎么表现出对大明的忠诚，甚至说连南明还没建立，他就十分利索的投降了后金

手握重兵却拒绝为国出力尽忠，自始至终都在打着自己小算盘的二人，向我们展示了忠心一文不值的道理。所以他俩注定不能像卢象升、孙传庭一样千古流芳；甚至说，他们还不如杨嗣昌

崇祯一句诸臣误我，文臣人人皆可杀，是因为他看到了文官的表现，见证了他们的奸恶；只是他还来不及知道这些武将的真是面孔，就已经殉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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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崇祯刚愎自用，而且生性多疑，连勤王的袁崇焕都没有好下场，还有谁敢来勤王呢？

勤王没有好下场

1629年，皇太极带领10万精兵绕道蒙古，从喜口峰进入，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听到消息后三百里急行军，赶到了北京，击退清军。

但是崇祯却以为袁崇焕故意将清军引到北京城下，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处死了袁崇焕。

同样的又是在这一年，农民李自成包围了北京城，崇祯一如既往的下了圣旨，北京被围困了一个月，始终不见一兵一卒前来救援，有了袁崇焕的前车之鉴，将领都寒了心，试问还有谁敢来？

各路兵马心怀鬼胎

在当时明朝的军队还有百万军队，其中有左良玉、刘泽清、高杰、吴三桂这四路人马。

但是左良玉曾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他有80万兵力，他怕李自成啊，北京城被攻破的时候他才开始计划动兵。

高杰以前就是李自成的部下，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作战凶猛，自己这5万人马还不够他塞牙缝的，所以就在一旁看着他们斗。

刘泽清的部队就更不用说了，训练、装备都跟不上，一群乌合之众，无非就是鸡蛋碰石头，所以当他接到圣旨的时候谎称自己摔下马受伤了，拒绝出兵。

最后一个肯救崇祯的就是吴三桂了，吴三桂愿意发兵来救援，但是走的也挺慢的，大军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传来了崇祯上吊自杀的消息。再者，他也有点不情愿勤王，他给自己的后路就是投降清军，后来他也这么做了。

有网友问：崇祯上吊之前，传旨手握重兵的大佬进京救驾，为何皆见死不救？在1644年甲申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但是明朝援军还是一个都没有到。

已经到位的人也都投降了李自成。从整个战场环境来看，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

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尽避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

而且，从军队来说，这个时候，明军除了在山海关和宁远的吴三桂，也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军团。李自成号称百万大军，铺天盖地，在3个月时间就席卷了整个陕西，山西，宁夏，河北，河南，一直拿下了北京，天津，还有山东。

这种进军速度，让明军都心生怯意，没有人敢自己跑到正面是对抗李自成大军的锋芒。就是吴三桂如果没有清军入关助战，也不敢公开挑战李自成的大军。更何况，关内那些三四流的明军部队。

还有就是时间太紧张了，李自成大军进军速度太快，几个月席卷整个北方，而张献忠又在四川，重庆，湖北，大肆攻城略地。明军虽然还控制着江淮地区，但是手里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部队。

也没有得力大员去组织，调度这样的大军团，毕竟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孙承宗这些明朝的大帅们不是死亡，就是被俘投降，剩下的史可法等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明朝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维持不住人心了。更加没有人愿意为之送命了。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崇祯输光了自己的本钱，也不能怪别人了，如果不是崇祯催命一样，洪承畴的13万精锐大军也不会全军覆没在辽东，孙传庭的数万秦军也不会败亡。

如果有洪承畴，孙传庭大军在，再加上吴三桂，25万明军边军精锐，就是在1644年，也一样可以杀的李自成遗尸数十里。崇祯输光了自己的本钱，一个没有本钱的皇帝，其实没有人搭理，更不会惧怕受到惩罚。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崇祯的刻薄寡恩，没有担当，致使忠君爱国之将或马革裹尸或被凌迟处死，剩下的将领不是阳奉阴违，就是通敌叛国。

当李自成以西安为都城，正式创建大顺政权，发出“嗟尔明朝 气数已尽”的慷慨激昂檄文以来，大顺军节节推进势如破竹，兵锋直逼明朝都城北京。

大明帝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身在紫禁城的崇祯皇帝拒绝了迁都南京的最后生机，发出诏书号召全国各路军马进京勤王。但直至崇祯“君王死社稷”自缢于煤山歪脖子树下，也未有多少兵马赶到北京城外解围。在各地军事将领的观望态度之下，大明的国柞终于迎来了断绝。

明朝进入崇祯后期，中央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地方军政的控制。自蓟辽督师孙承宗经略辽东，提出“以辽人守辽土”的方略为标志，明朝的军事体系难以避免得趋向于军队私有化。一大批军事将领在乱世中壮大，他们视控制区域为私家地盘，把手中的军队当成与朝廷讨价还价、争取利益的资本。

就像满清为剿灭太平天国助长了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一样，明末年间也出现了左良玉、贺人龙、吴三桂等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虽然没有严重到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程度，但崇祯对各路明军的调动早已不那么顺手。更有甚者如福建的郑芝龙家族，早年由海盗、走私商人起家，受明朝政府招安归附，盘踞福建经营独立王国，无论是崇祯的中央政府，还是后来的南明隆武政权，均难以节制这路乱世军阀。

众所周知，明朝的灭亡，是在中原农民起义军、关外满洲八旗内忧外患的两线作战下消耗殆尽而亡。崇祯末期，土地兼并和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临界点，帝国以自耕农土地税收为主的经济体系难以为继，朝廷财政困难，再也拿不出军饷支撑、维持战争。不能提供钱粮的明朝中央政府，在各路军阀看来就是一只被挤干的柠檬，地方军事将领面对纷繁激烈的局势，考虑更多的还是手下军队的前途命运。

除明末复杂态势之下地方实权派军阀的野蛮生长之外，性格决定命运，崇祯生性猜忌怀疑、刻薄寡恩的个性，也是加速明朝内外局势恶化的重要因素。先是豪言“五年复辽”的袁崇焕，后是主持“十面埋伏”的杨嗣昌，渴望当中兴之主的崇祯一听到能够平定满清和农民军的方略，立马便能投入巨大的热情、殷切期待，可一旦局势有所恶化，崇祯又立刻翻脸残酷对待前线将领。

袁崇焕因没能阻拦皇太极的八旗劲旅兵围北京，被猜疑其私通满清的崇祯下令千刀万剐、传首九边；

后来的南明隆武帝，当时还是唐王的朱聿键募集军队进京勤王，被崇祯以违反藩王不得掌兵的祖制为由，圈禁在凤阳；

仅存的敢于和李自成的骑兵面对面野战，并且战之能胜，外号“贺疯子”的贺人龙，被崇祯授意孙传庭设计斩杀；

明朝最后的支柱孙传庭与李自成交兵战死于潼关，崇祯却听信言官的弹劾，认定孙传庭装死潜逃，不予抚恤；

……

如此一桩桩、一件件，使得武将们人人自危，寒心之余导致朝廷与将领隔阂日渐加深，彼此之间信任全无。因此，当李自成攻打帝都北京前夕，即便是崇祯封官许愿，晋升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的爵位为“伯”，赶来救驾的也只有唐通一路军马，其余三路均是百般借口迁延观望。

可就算是唐通，也在居庸关投降了李自成。北京城的门户洞开，再也无兵可守，明朝的灭亡至此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