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创作《石壕吏》时，正值他从洛阳老家探亲结束回任职地方华州的途中，此时，郭子仪的军队在邺城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和史思明的军队交战，两军损失惨重，郭子仪只能退守洛阳。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倘若失手，帝都长安将面临再次沦陷的危机，局势非常危险。为了及时补充兵力，郭子仪只能派官兵四处捉人。作为统领军队的将军来说，郭子仪也不想为此搞的老百姓鸡飞狗跳，可是，没人上前线，怎么打仗？怎么保护唐王朝城都？

相比来说，诗歌中的老太太觉悟还是很高，她也很清楚目前国家所面临的困境，虽然三个儿子死了两个，还有一个生死未卜，但是她依然愿意跟着官吏走，至少还赶得上为军队做早饭。

杜甫亲眼目睹这一事件发生，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石壕吏》，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那场战乱中家庭的生离死别以及一个老妪为了民族大义而投入战争的决心与勇气。

而杜甫之所以没有被征兵上前线，那是因为唐朝有规定，凡是世家子弟，即其祖父，父亲，曾祖父都是做官的，他本人也是做官的，那么就可以“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大概意思就是说自己不用交个税，也不用服徭役，兵役。

众所周知，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杜甫本人都是做官的，所以他不用服兵役，更何况，当时的杜甫还有官职在身，他不能丢了本职工作不干，跑到军队去做个文书吧？

因为他们所处的阶层不同，老妪和她的丈夫，都是平民阶层，平时要服徭役，战时家里要派丁出战的，而杜甫不同，虽说他也曾经穷得揭不开锅，差点饿死，住茅草层，但人家是士的阶层，也就是官籍，有优持，不用服徭役的。

这就是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石壕吏》，该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正是安史之乱时，当时唐军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20多万军队会攻叛军安庆绪于邺城，因唐军互不统属、意见不一，导致战事久拖不决。乾元二年（759）春，叛军史思明率军增援安庆绪，对唐军发动进攻，唐军大败，这一战被称为安阳河之战，又称为滏水之战，唐军战败，郭子仪退守河阳，由于兵力不足，所以只能四处抓丁以补充军力。

在这个时候，杜甫回老家洛阳探亲，返回时经过陕州，投宿石壕村时，遇到的抓丁事件。

至于为什么抓走了老妪，而放过杜甫呢，好歹杜甫也是一个壮丁，扛不起刀枪，也可以做个文书的，实际上，不抓杜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一、杜甫不是本地人。

当时是石壕村的官吏在抓人，这抓人，也不是随便抓的，凭着户籍（当时叫黄册），一家一户捉人的，而杜甫的老家在巩义，他本人又是一个官员，到华州任职，怎么能抓？

当然，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官吏在捉人之前，对这家人的情况是不清楚的，还是由老妪给官吏讲述的。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这说明，这次捉人的小吏，很可能不是当时的官员，而是唐军属下的军吏，看到人就捉，不管你是哪里人的。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捉杜甫呢，我认为，跟杜甫的身份有关。

二、杜甫是官籍，有政治上的优待，不用服徭役

杜甫的身份，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诗人之外，还是一个官员，他最大的官职是工部郎中，所以也被称为杜工部，而这个时候，杜甫的官职是华州司功参军。

关于这一点，在《新唐书》中《杜甫传》中是有记载的：

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

华州司功参军，这个官职虽说不高，只有七品，但也是一个官员。

作为一个有职司的官员，在地位，级别上肯定高于普通的小吏，所以，面对这样的上司，小吏是肯定不敢捉的。

当然，由于杜甫是华州的官员，而在陕州的石壕村，哪怕自己的级别高于小吏，想为老妪讲情，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些捉人的小吏，看似凶狠，实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名额限制的。

如果在限期内，他没有捉到足够的壮丁，轻则被训斥，鞭笞，重则被革职，砍头也是家常便饭。

所以，在战争年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安享和平的，杜甫作为一个官员，四处奔波，而小吏作为一个下层的工作人员，四处捉人，而老百姓只能苦兮兮地去服徭役，用自己的生命去填补战争野兽的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