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这就是外界多年来一直广传的周氏两兄弟的决裂书，简单直白，不用起稿，不必调和润色更不用费劲巴力的挤脑汁扩脑洞逐字逐句揣摩修改。“没有别的话”仅仅五个字，就让当事人咬牙斩断多年兄弟情，一举搬出合居多年的四合院，亲兄弟，走过了共患难，却不能为了血缘亲情共忍受。

可至于为什么决裂，让周作人在心灵和空间上对鲁迅这个亲生哥哥紧紧关闭，连他们的母亲都不知道，更无论旁人，而两兄弟在世的时候都像是互相约定好了一样对外守口如瓶，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没有什么清晰可寻的线索，有的不过是无边无际的猜测罢了，而兄弟俩不知道是真的有什么过节还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时至如今外界的猜测争议很多，而我则认为既然是往事，不如随风！

周作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灼，号知堂，笔名先后用过仲密、药堂、周遐寿等。他的创作产量极其丰富，发表过1808篇散文，出过36个集子，在散文成就上除鲁迅之外恐无人能与其并肩，他经营着自己的散文天地，陶醉在自己的“苦雨斋”，用适宜的手法调和着“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闲情派”散文文风。

他喜欢喝苦茶，读杂书，玄思冥想，“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他的散文一方面能让人不自觉地身临其境，难以自拔，看着好像是在与友人随意的闲聊，亲切有趣，另一方面却又言明自己的心志，充斥着躲不开的艺术气息。

周作人，因在五四文明革命时期对新文学的建设做过多方面的贡献，而收到人们的歌颂；因在三十年代反对左翼文学而引起人们的争议和批评；也因在抗战时期投敌变节遭到人们唾弃。所以就有人评价说“周作人书读好了，气节却失落了”，这么说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有能拿的出来的证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写到这我倏忽想起了古人讲究诗品与人品的一致性，今人也因袭从前的思想提倡文品与人品的一致，可既然时代有别，主人公也已然人去心止，我们又何苦苛求不已呢？

不如让我们回到他的散文中，《喝茶》，《饮酒》，迎着《苦雨》，约三两好友坐于《乌篷船》谈论着《北京的茶食》怀念着《故乡的野菜》，伴着桨声灯影各自畅叙幽情，杯盘狼藉之后，闲情作罢，在休息之时写下一篇《雨天的书》，聊以慰藉《我们的田地》。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弟弟，他是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师、散文家、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周作人少年时便受国内新的学风影响，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技术。毕业后，与哥哥鲁迅等友人一起到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法政大学和东京立教大学学习。期间，周作人先后研修、学习过希腊文、梵文、俄文及神学等，还从事过翻译外国小说文学等事项。留学回国后，周作人先在中学任教，后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并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首任主任。他教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佛教文学、近代散文等课程。周作人通晓日语、英语及俄语，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并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等职务。抗战初期，周作人没有与大家一起撤离北京，而是受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指派，留下照看学校。这也导致了他与日本进行文化合作，成为了文化汉奸。汪伪政权成立时，他又担任汪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职务、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会长、《华北日报》经理、中日文化协会的理事等职。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逮捕。在其好友胡适等人的奔走运作下，周作人没有被枪毙，而是于1946年判刑14年，1947年又改判为10年。1949年国共和谈其间周作人被释放。全国解放前夕，周作人曾试图托人去台湾，但因故没有成行。解放后，周作人定居北京，任北京人民出版社编制外的特约译者，从事写作和翻译欧洲文学等相关工作。1967年，周作人因病去世。雲绯历史号：故纸堆间雲绯文学号：芳绯文学欢迎点赞和评论

这里只说一点，周作人是一个非常喜欢日本文化的人，从生活到文化，甚至到女人，周作人对日本的喜欢，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更决定了他的人生结局。

1906年，周作人随兄鲁迅（周树人）一起，从上海登上了轮船，东渡日本。对于鲁迅来说，去日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刚刚结婚的妻子朱安，既不能拂母亲的意，违背母命，自己又无法真正喜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逃离。而对于不到20岁的周作人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去日本更多的是为异域的陌生和新奇所吸引。

到了日本之后，周作人大为开心，特别是被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所吸引，据说刚到日本的第一天夜里，周作人下榻本乡汤岛二目丁的伏见馆，在伏见馆里，看到一个15岁左右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脚后，竟然魂不守舍，一夜没睡着。

确实，周作人非常喜欢日本人的生活，甚至在文章中嘲笑那些不习惯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说：“有好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人的生活，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有人买不起床，至于爬上壁橱去睡觉，吃的也非热饭不可，这种人常为我们所嘲笑。”

（图右一为羽太信子）

周作人在日本期间，因为没有遇到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负而十分欣慰，因此加深了对日本的好印象。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俩租了个房子，请了个女佣，叫羽太信子，爱屋及乌，一年后，即1908年，23岁的周作人就与19岁的羽太信子结为了夫妻，证明了他对日本文化喜欢是深入骨髓的。

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还是周作人这个人天性多情。他还有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女子留在笔下，留在文字里，他的文章里写过很多喜欢的女子。比如说，他12岁的时候，到杭州看望狱中的祖父，寄住地的隔壁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养女阿三，成了他对异性爱慕的第一个女孩。比如，他15岁时，遇见了同年同月生的表妹，也有好一番爱慕。他在日本寄居地见到伏见馆老板的妹妹，也顿时生出喜欢之心，而对于羽太信子，不过是众多喜欢过的女子中，最终成为了他妻子的人。

周作人还在文章中说：“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周作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喜欢，由此可见一斑。这就是一个喜欢日本到深入骨髓的周作人。

周作人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文学史上，“二周一胡”最重要，绝对绕不过去的。 “二周一胡”就是鲁迅、周作人和胡适。

学识渊博的文学大家：

周作人学识渊博。许多阅读量惊人的学者——胡适、钱玄同、张中行，都说周作人才是真正读书多的人。

周作人的散文恬淡平和，如饮龙井茶；同时又举重若轻，有大哲学家的气象。

虽然鲁迅兄弟失和，但即便如此，鲁迅也非常赞赏周作人的文章，他听人说有人要改周作人的文章，立刻表示大惑不解，言外之意是没人有这个资格。

文科生眼中的名师：

据说，北大文科生最佩服的人物不是胡适、钱玄同这些名教授，反而是周作人，他们认为从周作人身上能汲取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怀疑精神、兼收并蓄的治学风度、包容中西，有独立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体系等。

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周作人的分析也非常深刻，在一般学人之上。

通日本的知识分子：

周作人虽然不是文化领袖，但论时代影响，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名声最大的学者。

这也是日军侵华后，极力拉他下水的原因，因为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周作人因为害怕恐吓，最后做了汉奸政府的官员，这是他一生中无可辩驳的污点。

当时惋惜他的人，说他“小处明白，大处糊涂”。

钱锺书曾在小说《猫》里，挖苦周作人：“平日的日本通，到了战时就要把名字掉过来，变成通日本”。

但也有人把他的经历看做一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样本。

有的学者说：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特立独行的处事之道：

周作人当上了汉奸政府的大官以后，有个过去的学生找他谋职。

因为被门房阻挡，气得在门口大骂，院里的周作人和客人听得清清楚楚。

没想到，过了三五天，居然有人通知那个学生上任。

有人问周作人：他这样大骂，怎么还用他呢？

周作人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可见他境况确实不好，太值得同情了。”

综述：

纵观整个五四时期，文章和思想自成一派，且成就最高的，首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了。

这两位的文章，正好代表了白话文一刚一柔，两种风格气质的巅峰。

鲁迅为什么叫“大先生”？

就是因为有学问和文才不逊于他的“二先生”周作人在。

头条喜欢这样的问题方式，粗暴，简单。

我也就来说两句。

1.作品写得还可以的人，看他的散文集等就知道了。

2.抗日战争时期有污点的人，在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下参与了一些事情。
3.解放过后主要是做翻译或写点回忆录，回忆其哥哥的光辉岁月和伟大事迹，以此作为贡献，在客观上对宣传大哥有点成绩。

以上仅是事实，如何评价，那是每个人价值观的事情，不参与，不干预。

如果要评价他是个怎样的人，最好以上123点结合起来看。

当然，以上只是观其大略的说法，具体的讨论还得看其文集，年谱，日记等来分析，不过好像在头条领域，大多数热心群众不需要这些繁琐的东西。就免了吧！

读过他的几本书，专业课上了解了他的文学理念，就从这个角度切入吧。

周作人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他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重新审视\"文学\"二字的内涵，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主张以\"个人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创建以\"人\"为核心的新文学，张扬\"人性\"，无论是是人性中的高贵还是人性中的罪恶，都应该是人性的一部分，为此，在郁达夫的《沉沦》饱受非议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其辩护，认为小说是有意识地展览自己，是\"受戒者的文学\"。

他不仅反孔孟，而且主张“文学无用论”，当时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数人都反孔反传统，但是他们又重新赋予了文学教育功能、批判功能、启蒙功能，把文学当作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器，逐渐发展为\"革命文学\"、\"遵命文学\"，周作人认为应该像抵制清代八股和桐城派文一样抵制\"革命文学\"，反对将文学视为工具，秉持文学无用论，讲求无功利的审美趣味。他说：\"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已是变相的文学了\"。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独树一帜。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周作人十分强调对独立个体价值的尊重，对政治少有热情，而彼时风雨飘荡，时代要求全体国民一致对外抗敌而难以容许个人的考虑，这种矛盾让他十分痛苦，他曾在散文集《雨天的书》的序中说：\"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个月的文章，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便是这样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只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馀暇都还没有。\"这也似乎为他未来的命运做了注脚。

提起鲁迅来，相信大家都会如雷贯耳，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和民主战士。甚至于，伟人毛主席这样盛赞他: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鲁迅（周树人）还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接下来，我们着重聊一聊周作人。

他虽不如哥哥那般光彩夺目，可在文学上也是有所成就的，尤其是散文小品更加出众，能将生活中最常见的情景和事物描写得生动而且深刻。郁达夫曾经这样评价过:

我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周树人和周作人最为丰富伟大，我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溺爱。

既然如此，那周作人为何没有像兄长鲁迅那样坚持走下去呢，反而一步步沦为了可耻的汉奸？

周作人（1885年1月——1967年5月），字星杓，号知堂，又号独应，浙江省绍兴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理论家和翻译家，还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1901年，周作人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考取了官派日本留学的名额。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民主和革命理论，更被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成就所折服。而且，他还迎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这成为他今后亲日的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前，周作人携妻子学成归国，在绍兴当地担任英文和日文教员，还在《绍兴教育会月刊》（《叒社》）担任编辑，不断进行新型理论和民主思想的宣传。同时，他还开始着手进行教材的改革，成为了国内探索和研究儿童文学的先驱者。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周作人迅速成为前沿型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合创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鼓舞了一大批的有志青年，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助益良多。

1924年秋，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生，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刘和珍等人，反对教育部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并与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等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声明。期间，周作人也支持自己的兄长，并且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

直到此时，周作人都非常支持和依赖兄长，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得他在婚后的家庭开支都依然由鲁迅负责打理。不过，兄弟二人的矛盾逐渐出现了，导火索还在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身上。

由于羽太信子养尊处优，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很高，衣食住行都追求高档。以至于，鲁迅和周作人两人不菲的收入，都无法满足她长期的挥霍无度，终于导致了鲁迅的怒气。

向来惧怕妻子的周作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向兄长写出了绝交信。在信的开头，他索性称呼自己的长兄为“鲁迅先生”，信的内容也非常决绝。而且，由于兄弟之间理念的不同，二人此后越来越分道扬镳。

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侵略，面对国土的沦陷，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坚决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此，周作人也显得非常豪横，多次发表演讲并要求政府用强力来对付日军的侵略。

但是，他很快又开始退缩，认为中国并没有实力与日本一战，如果贸然言战只会加速灭亡。他一度天真的认为，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可以消除武力的纷争，甚至还鼓吹要仔细体会日本的“武士之情”。

对于他的这些重大转变，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潜移默化必然关联甚大。郑振铎曾经形容周作人追求民主自由，追求思想解放，但是却缺乏主见和定性。他这样评价道:

日本妻子给了周作人太多不好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在北平沦陷前，绝大多数的文人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留了下来。

留居北平的周作人，还算保留了些许的骨气，没有立即投降日本，希望退隐书斋并苟活于乱世。起初，他还能经受得住诱惑，可随着生活异常困难，他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各种开销，向来衣食无忧的周作人终于熬不住了。

1938年2月9日，他应邀出席了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开始为日军的侵华行径张目和站台。消息传开后，曾经的朋友和学生，以及许多的崇拜者都纷纷写信劝他逃离北平南下，可是没有得到回应。或许，他当时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去充当日伪的汉奸。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担任了日伪治下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当汉奸就是这样，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腿就收不回来了，他不再纠结，不再犹豫，不再羞耻，接连应承下日伪给他的各类职务。

在日本胡萝卜加大棒的诱惑下，周作人彻底“沦陷”了。他在1941年初接受了汪伪政府的委任状，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后又成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的名义逮捕并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昔日的文化名流，就这样又从汉奸变成了阶下囚，真的让人唏嘘不已。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老蒋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他一上台，为了营造开明自由的氛围，下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周作人。

眼见国民党的统治即将结束，一些文人逃往台湾或者美国、香港等地。胡适从上海前往美国前，曾劝说周作人也离开中国大陆，不过遭到了他的拒绝。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定居，立即给周总理写信忏悔，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样，组织上不仅原谅了他，还让他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外文的工作。

虽然，他在建国后的历次斗争中都受到过冲击，但这也是罪有应得，毕竟充当日伪汉奸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4月，周作人负责翻译的《平家物语》完结。或许，他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索性写好了遗嘱:

余今年已满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前列腺肿瘤而医治无效死亡，享年82岁。就这样，他走完了自己充满矛盾的一生。

一个有争议的人，是如何看待另一个有争议的人的呢？以前是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的，读到《周作人概观》，顺便去查询了此书作者的相关历史，才更加明白一个人尤其是历史中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地去评论去判断，个人当然有好恶，但是轻易下论断就并不是一件妥当的事，多读多听多看多思考，才不至于被蒙蔽。

周作人被人熟知的身份是鲁迅的弟弟，另一个被众知又不甚光彩的身份是汉奸。国难当头之际，政治背叛者也多，但是大概唯独周作人一个，是一边让人痛骂一边又让人痛悔的人了。因为他高瓴的文学地位和复杂的思想变迁，他并不是一个自始就纯然的背叛者，甚至在一开始他也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

在初期，周作人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介绍世界文学的翻译家而存在的。《自己的园地》一辑奠定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更是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翻译外国小说则是早在日本时期就和兄长鲁迅一同开展的工作，周氏兄弟的译文力求显出“异域文术新宗”之异在何处，新的何处，钱玄同说他的翻译”却是开新纪元的“。

但是这样一位可谓新文化运动旗手级人物，在1924年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23年7月19日，同住八道湾大宅的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了一份绝交信，之后不久鲁迅搬到了西三条互通的住所。自此周氏兄弟失和，再无往来，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至于失和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的定案。

而1924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选择也发生了转向，他把重点转向了小品文，舒芜在书中提出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对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悲观。面对着“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自我发问，周作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新文化的大浪大潮里他掉转船头,向着安静的闲适的泊湾驶去，而他当初的那些同侪仍在风浪中挣扎，朝他挥着手说，别停下，我们继续往前去看更广阔的天地，他只是摆了摆手，说，不了。

是真的不抱希望了吧。他只把心力放在那些草木虫鱼上，求闲适求美感，求“惜无白粥下微盐”的文字况味。“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把一切理想信仰都看作盲从，仿佛为自己找到“理性的隐士”这一最佳身份。舒芜这样评价，“既要做隐士，又要使别人相信并且特别是要自己相信仍然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或者说，把向旧世界作战的全服武装从战场上带回来装点在隐士的幽居之中，这就是周作人找到的安身立命之处”。

但是真正与时代与人在一起的的文人大抵是对人世抱以观察、以同情、以期待的，完全封闭外界，眼界心思都放在了纤毫细微的敏感之上，不是说这一选择不可以，只是难免让人在纤细之上失去了希望；尤其是在周作人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的选择尤其消极；如果他在现在说不定可以成为大家喜爱的散文家，追求生活的美感与恬淡，只是当时并不适宜，而且他在政治上的选择当然是错误的，这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在知与情两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人……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以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像一个“别扭”的消极的人，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抱希望，却唯独对闲适的所谓美感怀有点点星火的热情，独自地爱惜着羽毛，与别人走着相反的路，走着走着，他的中庸，他的消极，他的闲适的美，甚至他的日本妻子，都把他带到一个分外尴尬的地步。

周作人在小品文的闲适里找到自洽。而研究周作人的舒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舒芜也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出具的一叠胡风书信成为了引爆重大冤假错案的导火索，书信是正常的文人学者之间的文艺评论，但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它被放大被架在了攻讦的靶子上。

李辉在散文集《书生累》里有一篇怀念胡风的妻子梅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如今想起它，......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

强大的错误的个人意志往往就是让现实扭曲，这件案子不仅仅造成了当事人20多年的人生苦难，还牵连甚广，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获释，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结果势必不是舒芜可以承担的，他要承受的“告密者”骂名和同行的不原谅则是政治高压下的另一层折磨，他一边研究着周作人的生平，是不是也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类似的委屈心酸的心绪？

文学到底是一件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而离人近一点的事物。而自古文人处于江湖野泽才自由，求庙堂之高则难以周全，即使近现代这样的大概率似乎也并没有被打破。

周作人的风格类似道家“安莫安于忍辱”。

他也一直秉持着“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态度。

当时北平陷落，郭沫若建议专机接周作人回来，但是周作人拒绝了。而且北平所有人都非常惊慌的时候，他仍然用轻松欢快的笔调继续创作。

他的隐士性或者说苦茶味哲学在北平找到了最好的发酵地，加上他“外圆内方”的处世态度，让他没有离开北平，甚至在敌方任职。

但是，不仅仅这一举动少人认可，并且他自己在“外圆”的时候，怎么能不被圆滑所同化，这也是值得人玩味的。

周作人一生的污点不可抹去，但是他在文学上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也同样不能抹去。

三兄都是才子，都不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