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满清政府对内经济凋零，老百姓生活困苦，对外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辛丑条约》签订后，更是退化为洋人的朝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志士仁人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无论是激进的革命或是温和的改良，都是对国家的关注，对民族的关注。

早年的革命党，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派系林立，缺乏统一领导，所以革命手段相对简单粗暴，以刺杀为主。桐城人吴越，曾身裹炸药，自杀式袭击清廷官员。绍兴人徐锡麟，在安庆开枪射杀安徽巡抚。革命的方式略显激进，也有点幼稚，但是这些革命先烈，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挑战封建皇权，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还是值得赞颂的。

早年革命慷慨激昂

汪精卫也是其中之一，早年的革命生涯还是非常慷慨激昂的，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投身革命，采用刺杀的方式，指望干掉清朝政府的个别军政要员，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过刺杀行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

南北和谈中的汪精卫

青年成名之后，虽然左右摇摆，但依旧深受孙中山的信任

出狱之后的汪精卫一方面珍惜人生的又一次绝处逢生，一方面感谢清廷的不杀之恩，一方面依旧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极力主张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实现南北统一。尽管如此，汪精卫依旧追随在孙中山的身后，逐渐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最理想接班人。

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冯玉祥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议大事，汪精卫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受命记录遗嘱。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中山先生的信徒面目出现。此后，汪精卫一直以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面对舆论，笼络众多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左派人士，殊不知，汪精卫其实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最大投机者。

政治斗争屡屡输给老蒋，左右摇摆

政治上屡屡斗不过蒋介石，恐怕是汪精卫一生中最大的无奈，也是人生的转折点。作为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最佳接班者，本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的汪精卫，因为中山舰事件，被迫辞职出国，在他出国的时间里，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悄然无息的转移到蒋介石的手中。1927年4月，汪精卫回国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一度声明坚持国共合作，与蒋介石进行争斗，不过没过多久，汪精卫反革命的嘴脸彻底暴露。七一五政变后，宁汉合流，汪精卫继续与蒋介石争夺国府的最高领导权，蒋介石以退为进，表面下野，但是实际上一步步成为国民党内的实际最高权力者。汪精卫虽然一度表面上出面国民党要职，支撑大局，但是实际上毫无实际权力。

误判时局——堕落为汉奸

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开始的侵华战争，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而汪精卫及其幕僚似乎看到了再次上台的希望，那就是积极与日本人合作，借助日本的帮助，扳倒老蒋。

当然了汪精卫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当汉奸，最初只是积极致力于“中日合作”,“日中亲善”等。一方面因为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确实要明显强于中国，一方面，三十年代的中国依旧四分五裂，没有实现统一。在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依靠英美也好，依靠苏联也罢，或是依靠日本的帮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很多人觉得和日本合作，借助日本的力量让中国发展起来也是一条好的渠道。所以亲日派和投降派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亲日不代表投降日本当汉奸，例如何应钦就是国民党内部有名的亲日派，但是即使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何应钦投敌叛变。

但是到了七七事变之后，汪精卫投靠日本的欲望就日益挡不住了。特别是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悲观情绪。毕竟老蒋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砸进去了，70万精锐开赴淞沪战场，最终还是没有顶住日军的进攻，而且损失惨重。

汪精卫对抗日的前景感到十分悲观，认为继续打下去，国民政府败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与其跟着老蒋一起覆灭，不如自己另寻出路，于是乎，他积极宣传对日妥协，与日本媾和。

显然，蒋介石对时局的判断，要远远高于汪精卫。在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苏联面对着日益崛起的德国，西部压力十分巨大，而东边的日本又不时显露出不安的气氛，苏联急需中国来牵制住日本，缓解苏联的压力。若中国积极抗日，苏联就会在物资上给与中国尽可能的帮助，而中国一旦对日妥协，苏联绝逼会像和德国一起瓜分波兰一样，出兵中国的新疆，内蒙，甚至是青海，甘肃，与日本一起瓜分中国。而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幻想着能和日本媾和，然后组织一个新的政府，由他来出面主持大局，实在是荒唐可笑。

访问日本与东条英机喜笑颜开的汪精卫

“中日亲善”，笑的很开心

汪精卫接见德意等轴心国使节

平心而论，哪怕是在40年到41年，德国军队横扫欧洲，占领了大片苏联西部土地，全世界都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汪精卫若要叛变，还可以理解为他是在政治上又一次选择投机，选择加入轴心国，来“曲线救国”。但是1938年底就铁了心要出逃叛变了，只能说明其就是想当汉奸。也显示出他对时局的判断水平很差，在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选择上完全错误。

汪精卫死时的影像资料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在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立马就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坐视中国军民与日本的长期斗争。可想而知，当年如果国共两党不是及时拖住了日本，把抗战拖入相持阶段，后果不堪设想。

汪精卫的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摇摆不定，极具争议。早年意气风发，投身革命，更多的估计也是因为年少无知，血气方刚，搞刺杀，逞匹夫之勇。被清廷特赦之后，在革命和立宪之间左右摇摆，一方面支持袁世凯，一方面又追随孙中山，让人难以捉摸。少年成名之后的他被孙中山视为接班人，为名利所累的汪精卫自此一生都在追求成为国府的一把手。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又以遵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自居，最终还是举起了反革命的屠刀。政治斗争失势后，投机外国势力，最终甘心出面组织汉奸政权，是其一生无法洗去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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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张国焘这两个人很像。汪精卫早早加入同盟会，踏上反清救国的道路；张国焘在北大上学时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两个人在各自党组织内的资历都比较老。后来，汪精卫分裂了国民党，当了卖国贼；张国焘则企图分裂红军，后来叛党。这两人从革命志士到叛徒的转变，主要原因也是相似的，就是嫁接在救国动机上面的权力欲、领袖狂主宰了他们，使他们的人格逐渐扭曲，最终走上不归路。这里根据题目要求，重点说说汪精卫。

汪精卫是妥妥的帅哥，他出生于1883年，比蒋介石大14岁，比胡汉民小4岁。青年时的汪精卫和大多数革命志士一样，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1910年刺杀清朝的摄政王失败时，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还能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侥幸没死，这时的他名满大江南北，却拒绝了别人做官的邀请，到法国去寻求教育救国的途径。

孙中山很器重汪精卫，1905年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在1920年时孙中山又把汪精卫叫回广州，担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兼军政府最高顾问，这时他和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而蒋介石1910年才跟孙中山见了第一面，直到1922年时在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上，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所以，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的资历比蒋介石老很多。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全票当选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这是他人生转变的开始。

（胡汉民）

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感觉让汪精卫尝到了甜头，并且像上瘾了一样欲罢不能，于是开始了对战友的排挤和与对手的斗争。第一回合，他利用廖仲恺被刺事件，把脏水泼在了胡汉民的身上，将对他争夺权力威胁最大的胡汉民逼离权力中心。第二回合，他遇上了强劲的对手蒋介石。

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打压共产党的同时，没想到顺手赶走了汪精卫，汪精卫是一气之下辞职的，蒋介石没想到自己的对手竟然这样沉不住气。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局势下，更是只手遮天，一步跨进国民党权力最核心，成为总裁，汪精卫则是副总裁，而且很快被蒋介石架空。

汪精卫不仅政治上不成熟、性格上沉不住气，甚至还有些幼稚。日本人抓住了他这个致命弱点，答应和他一起逼蒋介石下台，然后撤兵。这样骗小孩子的鬼话，汪精卫居然相信了，还和日本人签订了《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成为真正的卖国贼。

汪精卫的人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值得我们深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做到“引刀成一快”，而真正有了权力以后却甘愿当卖国贼。

前些年还有些许为汪精卫洗白的言论，这几年来几乎已经形成一面倒的态度，但是我想说的是，汪精卫最终叛变革命，投敌叛国，实际上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现在的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去谩骂，而是更多的去分析，汪精卫为何会走上这条不光彩的路。

要知道，汪精卫早先曾是反清革命斗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也是多少革命党人的革命偶像。他的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曾激励不少革命党人奋勇直前，然而这样的人，最后却走上了背叛革命，投敌卖国的道路，实在是让人心痛。

汪精卫是晚清少有的知识分子，1902年在广州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又是清王朝早期到日本学习东洋文化的年轻人，完全是学贯中西，是当时中国最根正苗红的储备人才。

在孙中山组建同盟会的时候，汪精卫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尤其是在与当时改良派的论战中，更是以笔为枪，将很多改良派的老顽固抨击得捶胸顿足，引发极大的革命思潮。

当时看好汪精卫的人很多，由于年轻又长得帅，在南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时，直接迷倒了南洋富商千金陈璧君，让陈璧君欲罢不能，差点把家底卖了拿出来支援汪精卫去革命。

汪精卫在孙中山的带领下，组织了很多起革命活动，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当时就有改良派抨击革命党是拿青年人的鲜血做无谓的牺牲，并且讽刺孙中山、汪精卫之流是“远距离革命军”，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革命活动在多次失败后，也一度陷入低谷，很多革命派的骨干人员对革命前途也不抱有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亲自下场，用实际行动打破这些谣言。

汪精卫当时也是年轻，做事情喜欢走极端，他认为要做就做一票大的，直接暗杀清廷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也就是摄政王载沣。虽然说汪精卫的勇气是可嘉的，行为也是极端的，但是毕竟还是年轻，没有暗杀经验，出师未捷就被清廷给抓个正着。

汪精卫被抓后，本以为难逃一死，因此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汪精卫的诗被人带出后，全国革命党人得知了汪精卫的事迹，争相传诵这首诗，汪精卫也成为全国革命的偶像人物。

如果汪精卫此时被清廷处决，他身后的名声应该不输于宋教仁。

幸运的是，当时清廷为了拉拢革命党人，缓和与革命派的矛盾，并没有杀掉汪精卫，反而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作为政治筹码将汪精卫放了出来。

但是不幸的是，汪精卫的心态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年轻气盛的革命豪杰，转变成一个患得患失的政治投机分子。

对于自己为何会死里逃生，按照汪精卫自己的解释，不是革命活动取得的成绩，反而是清廷高官的不杀之恩，他曾经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这个肃亲王是一个多么大的政治家呢？肃亲王善耆大家可能感觉陌生，但是大汉奸川岛芳子大家应该都是十分了解的，善耆就是川岛芳子的父亲，在清朝灭亡后，善耆将川岛芳子送到日本培养，希望能够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帮助清朝复国。

可以说，善耆的思想肯定是对汪精卫最后走向叛国投敌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从这里也能够看出汪精卫的内心思想并不强大，对革命也丧失热情。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出狱，却并没有积极投身革命，而是呼吁双方停战，并且代表清廷参与南北和谈，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在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汪精卫也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去世后，汪精卫才重新回归革命队伍。

可以说，二十多年后，汪精卫做了汉奸，主要还是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患上了失败主义的悲观病，对事物的发展，丧失了那种革命之初的锐气。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认为面对强大的日本，中国必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妥协。抗战悲观论在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中流行甚广，荼毒甚深，汪精卫从本质上来说，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有人评价汪精卫“书生难成大事”，也正是因为这样。

相比于做事的恒心与耐力，汪精卫完全不如国民党的后起之秀，蒋介石。

如果汪精卫在出狱之后，能够一贯保持革命排头兵的姿态，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绝对仅次于孙中山。

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些辜负革命党人的期望，仗着早先的资历，以及孙中山的器重，汪精卫才得以成为国民党内的三巨头，与胡汉民、廖仲恺分庭抗礼。尤其1925年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只有汪精卫在身边，让汪精卫能够以继承孙中山先生衣钵的身份在党内竞争。

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不久竟然被政治军人蒋介石给取代，汪精卫不得不出走法国。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竞争，颇有一些“既生汪，何生蒋”的意味，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两人虽有合作，但是大多以斗争为主线路，但是在斗争中，汪精卫始终处于蒋介石的打压之下，最后叛变也实属是因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被边缘化。

当然，汪精卫能够走出一条这样上面华丽，后面悲壮的路线，主要原因还是娶妻不贤造成的。

前面说南洋富商千金陈璧君，对汪精卫穷追猛打，本来一直没有成功，可汪精卫暗杀载沣被俘之后，身体被清廷俘获了，芳心却被陈璧君俘获了，在狱中的汪精卫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很颓废，是陈璧君在一旁打气，并且设法营救，最终感动了汪精卫。

但是陈璧君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汪精卫出狱后，事事都要听从陈璧君的安排，汪精卫的惧内成为当时官场的笑话。

针对这一点，汪精卫解释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

他们的朋友陈公博就曾评价过二人的关系“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

在最后汪精卫叛变的心理变化上，陈璧君是起了不少作用的，陈璧君一介女流之辈，为追帅哥而参加革命，缺乏大局观，虽然刚强，却用错了地方。

所以，汪精卫投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缺乏一颗强大的内心，容易被人牵着走。

初读“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句之时，也曾为这脍炙人口的诗句而击掌，可当知道此诗系汪精卫所写之后又有些失望。

汪精卫，终究是负了少年头。

他之所以会从一个人人称道的“少年英雄”一步一步沦落成为人所唾弃的汉奸，离不开他的经历和能力。

他的经历，让他无法忍受失败。

他的能力，让他最终选择堕落。

诚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言，汪精卫也的确有过如此热血激荡之时。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之后，慈禧所任命的摄政王载沣成为了清朝的掌舵之人。

载沣柄权之后，虽然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之下推快了所谓“预备立宪”的发展，可实则却是在拖延时间。

预备时间之久，让当时之仁人志士所不能接受。

不过，即便是载沣柄权之后就立刻推行君宪，也一样不可能为革命志士所能容。

革命志士所为者何？推翻旧时代，建立新时代。

况且当时清朝也视革命志士如洪水猛兽，恨不得一刀切之，革命志士在国内生存空间可谓是少之又少。

革命党也因此急于在清朝的打压和迫害之下打开一个突破口，从而继续扩张革命势力以推翻旧时代。

汪精卫正是在如此形势之下，于1910年带着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北上入京谋划行刺摄政王载沣。

汪精卫等人其实一开始所选择的刺杀目标并非载沣，任何掌权的高官要员皆在他们的目标之内。

只是后来经过了一番探查和筛选，他们才最终将目标定为了载沣。

载沣住于醇亲王府，每日入宫处理政务须经过银锭桥，这也让汪精卫等人有了一个埋炸药的绝佳之地。

此事若成，清朝必然会因为载沣之死而陷入内乱之中，革命党则可趁此良机以燎原之势起而发难。

此事若败，汪、黄、喻等人或许会因此而丧命，但他们的举动却能够唤醒更多的人，激起更多人的热血。

只可惜汪精卫等人终究只是心怀一腔热血之书生，行事之时未免有欠妥当，所以才会在埋炸药之时不慎暴露。

汪精卫也因此被捕入狱，一夕之间成为了阶下囚，陷入了几乎有死无生的境地。

汪精卫谋刺载沣之时当时也造成了轰动，革命党也是既为之振奋，又为之气愤。

他在狱中不仅写下了一份长达4000多字的供词，更是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激荡人心的“绝笔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倘若他后来没有行将踏错的话，这首诗必成千古绝唱。

然而他终究还是走错了路，毁了他自己，也毁了这首诗。

可是，汪精卫既然能够写出如此荡人心魄的诗句，后来又为何会从一个为人所称颂的“少年英雄”变成一个为人所唾弃的汉奸呢？

他被捕入狱之后，载沣本来想要将他斩首示众，但是经过善耆的劝说，载沣放弃了这个想法而将他终身监禁。

1912年溥仪退位了之后，汪精卫才获得了自由。

汪精卫出狱之后，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孙先生也一直在倾力培养他，大有让他继承衣钵之意。

孙先生于1925年病逝之时，便是汪精卫为孙先生起草了遗嘱。

而孙先生病逝了之后，谁来继承先生衣钵呢？当时呼声以廖仲恺、胡汉民以及汪精卫三人为最。

不过，后来发生了“廖仲恺案”，廖先生遇刺身亡，胡汉民因受牵连而出走，于是汪精卫走马上任。

此时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因为这件事而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好处，此人自然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依仗着黄埔校长这个身份而逐渐控制了兵权，乃至于后来凭此而击垮了几无寸铁的汪精卫。

对于输给蒋介石，汪精卫一直心有不甘。

他既然心有不甘，又非蒋之对手，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人之手了，也就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若论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汪精卫显然高于蒋介石，可是为什么他却会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输给了蒋介石？

原因也不复杂，那就是汪精卫此人的能力显然不如蒋介石，才从优势地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劣势地位。

既然能力不如蒋，实力也逐渐落入了下风，汪精卫再想翻盘的话，那他就只能选择投靠别人当走狗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汪精卫性格稍显懦弱，一生当中就只有谋刺载沣那一次最为果决。

他对于投靠日本之事其实也犹豫不决，摇摆了许久，最后还是他的妻子陈璧君数落了他一通，他才下定了决心。

1938年汪精卫携陈璧君逃离重庆而至河内，又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从此沦为汉奸。

卿本佳人，奈何为贼。

这句话用在汪精卫身上倒也应景，倘若他能够接受失败，接受自己能力不如人的事实，或许也不会走到那一步。

后人也就不会因此而将他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改成“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作讥讽了。

多少人还记得汪精卫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诗？

《被逮口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910年，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被判“大逆不道，立即处斩”。他在狱中写下此诗，表明誓死革命的决心。在当时广为流传，汪精卫名动一时。

汪精卫有着并不光彩的历史，但他经登上过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其前半生，也曾是一代英雄豪杰，也是一位大帅哥，大才子。而其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彻底毁掉了之前的一切努力。如今再回头看，令人唏嘘不已。

在这里不想深究汪精卫是如何变成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汉奸的，历史有的时候很难从千篇一律的评论中得到真相。既然众口一词，便不必重复。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说。

汪精卫叛国，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所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

不得不说，在这个乱世，汪精卫无愧于一个弄潮儿，不管是人才还是能力，都是人中龙凤，不然也不会被孙中山选中，成为国民党内的三巨头之一。观其前半生的言行“引刀成一快，从容作楚囚”，刺杀摄政王的言行看，是不是真爱国不好说，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但所谓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汪精卫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能以常理度之。只能这样理解：一方面，他不甘心在党内的地位被蒋介石取代，为了权力利令智昏，孤注一掷，希望通过日本人翻盘，聪明反被聪明误，相反忽略了底线。另一方面，特可能也曾想曲线救国，期待通过合作来延缓中国灭亡的步伐。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汪精卫以为自己多么伟大，做了就是做了，他也因为这一举动，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近来我们有句话很火：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各位，要做到不忘初心，真的太难太难。

首先，汪兆铭是个已经盖棺定论的了，汉奸，民族败类。

当年他年少热血，带着炸药暗杀摄政王，要是死的是他，那就是一代豪杰。

可惜，他活下来了，这造成了两个问题:

第一，人是有其能力的，汪的能力比不上蒋，手段差了不止一筹，而且他优柔寡断，他在武汉立不了身，在南京的框架里也争不了权，他又不肯像那些空壳元老一样任人摆布，他一个成名早的人物如何屈居后辈蒋之下？

第二，汪一开始的能力可能就在于他“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勇气了，可死亡是大恐怖，死里逃生让他更怕死，他的勇气已经弱了三分，王亚樵暗杀蒋，汪精卫被波及中弹而蒋恰好没到场，这次重伤折磨汪十几年，同时也打碎了他最后的勇气。

37年，38年，日军不断进攻，每天都在丢失国土，投降派纷纷跳出来，汪动了心思，众人怂恿，再加上他自己妻子的怂恿，一个没有了勇气却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最后出卖了灵魂，想做吴三桂，想得太多。

所以说，想要不忘初心，太难太难了。

有人评论汪的时候用了白居易一首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可是完全不通，汪精卫就是没死在对的时候，可是诗中这二位捅破了天也就是谋朝篡位，而汪办的事，吴三桂秦桧和石敬塘都远远不如，想想敌占区那些被当做牛马被碾成尘埃的百姓吧。

汪精卫在人生最后的路上有想过自己的初心嘛？有怀念自己的年少得意嘛？

没有，因为他被伤痛折磨，他应得的。

我的回答可能会被很多人骂，可是事实如此，汪精卫做了汉奸的事，却没有汉奸的心。

说汪精卫卖国——其夫人陈璧君的一番辩护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日本战败后，陈璧君坚不服罪，在法庭上辩护道：

““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当然，这里面的辩护是站不住脚的，但我认为说汪精卫的确没有卖国当汉奸的心思，客观的讲应该是投降派。

而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投降派都要被骂汉奸的。

据传，汪精卫投日前，曾对蒋介石说：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如果这是真的话，感觉更像是两头下注，风险对冲。抗战胜利的话，蒋这边赢，失败的话，汪的存在或许还可以保护一些国家利益。

至少想的是不错的。

所谓曲线救国，我认为并不是一种托词，而是汪当时的一种真实想法，其本意是想救国，而不是卖国。当然汪帮日本人筹建伪政府，给日本人当狗，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说他却是办了卖国的事，可是话说回来，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血腥统治相比，哪个对国民的伤害更大呢？

所以，汪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我觉得并不是他从根源上想要卖国，而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对自己的高估。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政治投机者，而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信仰者。

汪精卫的成名作就是暗杀摄政王载沣。可细细一品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个行动充满了幼稚。

首先是汪等人在桥下埋炸弹时恰好被附近的老百姓给发现，这群“革命者”被发现后立马不再视死如归了，而是啥都没收拾，慌里慌张的就跑了，结果就是当第二天警察来时，毫无吹灰之力的获取了大量的证据。比如桥下已经挖好的本来用来埋炸弹的大坑，坑里用来做炸弹的二尺高的大铁罐，还有螺丝，电线，电话机等。你说你被发现了，好歹把东西都收拾下带走吧？就仿佛唯恐怕人警察抓不住你似的。还给人留下了这么多线索。果然，警察不久就顺藤摸瓜的找到了他们藏身的照相馆，将其全部抓获。由此可见，汪精卫就是个书生。而且是那种脑子一热，毫无实际斗争经验的书生。得亏他没有加入共产党，要不他肯定是犯左倾冒进错误的那种人。这种人的特征就是，前期极左，后期极右。原因无他，因为他们的一切政治立场，都是从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出发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初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梅思平。当年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后来沦为日本人的走狗。

说回汪精卫。暗杀事件发生后，清廷迫于压力，释放了他。而他也得偿所愿，成为年轻一代革命者的代表人物。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成为了孙中山最倚重的心腹。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就不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那种狂热欲望了。不但在当年6月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以全票当选，留下“自己选自己”的笑谈，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联共”政策的积极奉行者和“左派”的领导人。在这之后不久，当他发现联俄联共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政治利益时，又果断的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所以当看到他在1940年3月于南京伪国民政府出任伪代国府主席时，我是丝毫不意外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罢了。

当年汪的战友陈璧君、喻培伦在汪被抓时已经奔赴日本继续采购炸药去了，得知汪被捕的消息，陈璧君情绪失控，对喻培伦大加指责。当时喻培伦没有辩解，却已埋下死志，他对好友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1911年4月，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最后重伤被俘，受酷刑而死。

这个原因很复杂，要列举出来，基本是个长篇大论。但是汪在早期，确实是愿意为国家而死的人。愿意行刺清朝王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变成汉奸，主要简述几点：出狱后去了日本，被日本人洗脑；和老蒋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叛国前曾被刺杀，怀疑是老蒋干的，为保命逃走；在日本侵华时看不到未来；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失去革命热情，只想权力和小命。

汪的叛国对当时的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万死难赎其罪。讽刺的是，汪的下场并不好，据说是被日本人毒死的。